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蒙古，仍然没有发现蒙古骑兵的影子。带着沮丧和不甘，他下令班师回朝。就在到达榆木川时，朱棣突然病重不起。临去世时，朱棣想起决定出征前的过往，对左右侍从之人感叹道：“夏元吉爱我。”这个“爱”当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而是爱护、疼爱之意。还是夏元吉疼爱朕啊，朱棣带着这个感慨离开了人世。短短五个字，里面有不甘，有安慰，有悔恨，又有对夏元吉的无限愧疚之意。那夏元吉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朱棣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慨呢？这件事要追溯到三年前。
朱棣对于远征沙漠，讨伐蒙古，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这中间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他自身的原因。
朱元璋在占领元大都、覆灭元朝之后，元朝在北方草原上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其实对于蒙古来说，元朝所占领的中原一带并不是他们的核心地域，而草原才是他们真正的发源地、根基和国土核心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徐达在攻打元大都时，元顺帝很干脆地便放弃了大都，而往北逃离。当时草原上有元朝的宰相兼诸军统领王保保，有几十万大军，力量仍然非常强大。
为此，朱元璋一是不停派遣徐达、常遇春、蓝玉、北方诸王等对北方草原及西北一带的大漠进行征伐。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蒙古力量逐渐式微，威胁逐渐减少。二是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长城一带的军事重镇，防御北方蒙古军队的进攻。经过后来皇帝的不断完善、增添，便形成了后世赫赫有名的九边重镇。进攻与防守并重，这是朱元璋对待蒙古的策略。这个策略被朱棣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朱棣后来先后五次远征蒙古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而到永乐年间，蒙古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他们相互之间、各部之间都互相攻伐，其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不过他们仍然是明朝的极大威胁。永乐三年，鞑靼知院阿鲁台将部族之首鬼力赤斩杀，迎接元朝皇族后裔本雅失里，并立为可汗，占有了元室正统之名，开始进行一些整合。
朱棣得知后，感受到了很大威胁，于是派郭骥出使鞑靼，想要说服他们归顺明朝，并顺势探查下他们的虚实。不过鞑靼却将郭骥斩杀。这让朱棣大为愤怒。于是便有了永乐七年以丘福为大将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的战争。结果却因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朱棣眼看朝中无大将可用，在愤怒和铲除威胁的双重驱使下便展开御驾亲征。当时是永乐八年。这一次鞑靼大败，部落开始瓦解。
第二次是针对瓦剌部落。鞑靼部败落之后，瓦剌部又趁势崛起。经常要挟明朝，扣留使者，南下兴兵扰边。永乐十二年，朱棣再次率大军出征，直攻至土剌河，瓦剌部首领马哈木虽然逃走，却很快去世。瓦剌被明朝收服。
不过在朱棣之后的三次出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效果。蒙古军队远远看到明朝军队提前都躲了起来。《明史》称：“连岁出塞，皆不见敌。”而且此时蒙古内部纷乱，对明朝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朱棣后来的这几次北征多数情况下已经不再是翦除威胁为主了。更多的是出于他的私心。他本身得到皇位就不正，而抵御蒙古又是其父朱元璋一直的坚持，朱棣出征蒙古更像是来证明自己才是朱元璋最佳的继承者。既是让自己心安，又是为了告诉百姓、群臣们。另一方面朱棣本人确实有些好大喜功。即便后来几次都没有真正遇到过蒙古骑兵，他仍坚持要出征。不过朱棣的努力倒因此让后世给了他个文治武功的好评价。
永乐十九年冬是朱棣作出最后三次出征的决定之时。夏元吉也是在这一次对朱棣的劝谏中让朱棣印象深刻。
朱棣当时下定决心要出征时，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跟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商议此战的一应兵马、粮草、后勤等事务。几位尚书鉴于上一次的情况及朝廷的财政问题，坚决表示反对。
几人还没来得及上奏，朱棣便将兵部尚书方宾召至宫中。方宾作为兵部尚书，是直接负责人。他抗言力谏，极言兵费之不足。朱棣很不高兴。
于是朱棣又单独召见夏言吉这位管理钱财的户部尚书，询问边防储备多寡。夏元吉照实回答：“前些年大军出征，兵马粮草的储备十去八九，加上近年多有灾荒，财政困乏。而且圣上身体欠安，需要多加调理。还望陛下选派将领出征，就不要亲自前往了。”
后来朱棣又召见吴中，这位工部尚书的回答与方宾如出一辄。
仔细分辨三人的回答，会发现夏元吉的回答与另外二人有很大差异。夏元吉也讲到了军费、边储不足，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间接借口。他主要阐述的是朱棣身体的健康问题。他并没有明确反对出征蒙古这次行动，他反对的是朱棣御驾亲征。他的主要落脚点还是对朱棣身体的关心。夏元吉的情商要比另外二人高很多。
当时朱棣满脑门都是身跨战马，征战疆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异。他一怒之下便将夏元吉派到开原，让他准备这次出征的粮草、军备。随后朱棣听了吴中的对答之后更加气愤，直接下令将夏元吉逮捕，关押至内官监。应该是嫌弃他管理粮草不利。连曾经代管过户部的大理寺丞邹师颜都一并关押了。
方宾听到这个消息后，惧怕之下在家中自我了结了。方宾之死进一步刺激了朱棣，他立即下令抄了夏元吉的家，看看户部这匮乏的钱粮是不是被夏元吉给贪墨了。结果发现，夏元吉家中除了朱棣平常赏赐给他的钱钞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些破瓦片、破家具。
后来朱棣从永乐二十年开始，连续三年出征，夏元吉就被关在大狱中。朱棣仿佛忘记了他这个人。但是三年之后，朱棣第三次亲征身体病重时，他终于想起了夏元吉对他的劝谏和身体健康的关心。
他这才明白身体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有很多远大抱负要实行，蒙古残余力量还没有被剿灭，他还没有看够自己的江山，他还没有当够皇帝，他还有很多妃嫔需要疼爱，他的后代还只有三个孩子。
无数的不甘在朱棣脑海中像幻灯片一样播放。而夏元吉当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况圣躬少安，尚需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夏元吉的话一声声言犹在耳。
这就是高情商的妙处所在，让人回味无穷。当别人都在考虑钱粮和大军出征之事时，夏元吉却在为皇帝的健康担心。这一方面让劝谏的话不那么刺耳，一方面又为自己以后留下了足够的回旋空间。这不仅是情商，更是一种智慧。他直接越过了兵马钱粮，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皇帝的身体问题才是这个王朝兴盛发达的根本。朱棣当时想到夏元吉的话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他肯定觉得夏元吉眼光真是独到啊。
《明史》这样评价夏元吉：“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情商出众，智慧超人，这就是夏元吉。他与蹇义并称，比后来的“三杨”地位都要高。
参考文献：《明史》、《明太宗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