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朱棣临死前为什么最是想念户部尚书夏元吉?这源于夏元吉的高情商

朱棣临死前为什么最是想念户部尚书夏元吉?这源于夏元吉的高情商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蒙古,仍然没有发现蒙古骑兵的影子。带着沮丧和不甘,他下令班师回朝。就在到达榆木川时,朱棣突然病重不起。临去世时,朱棣想起决定出征前的过往,对左右侍从之人感叹道:“夏元吉爱我。”这个“爱”当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而是爱护、疼爱之意。还是夏元吉疼爱朕啊,朱棣带着这个感慨离开了人世。短短五个字,里面有不甘,有安慰,有悔恨,又有对夏元吉的无限愧疚之意。那夏元吉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朱棣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慨呢?这件事要追溯到三年前。

朱棣对于远征沙漠,讨伐蒙古,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这中间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他自身的原因。

朱元璋在占领元大都、覆灭元朝之后,元朝在北方草原上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其实对于蒙古来说,元朝所占领的中原一带并不是他们的核心地域,而草原才是他们真正的发源地、根基和国土核心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徐达在攻打元大都时,元顺帝很干脆地便放弃了大都,而往北逃离。当时草原上有元朝的宰相兼诸军统领王保保,有几十万大军,力量仍然非常强大。

为此,朱元璋一是不停派遣徐达、常遇春、蓝玉、北方诸王等对北方草原及西北一带的大漠进行征伐。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蒙古力量逐渐式微,威胁逐渐减少。二是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长城一带的军事重镇,防御北方蒙古军队的进攻。经过后来皇帝的不断完善、增添,便形成了后世赫赫有名的九边重镇。进攻与防守并重,这是朱元璋对待蒙古的策略。这个策略被朱棣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朱棣后来先后五次远征蒙古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而到永乐年间,蒙古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他们相互之间、各部之间都互相攻伐,其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不过他们仍然是明朝的极大威胁。永乐三年,鞑靼知院阿鲁台将部族之首鬼力赤斩杀,迎接元朝皇族后裔本雅失里,并立为可汗,占有了元室正统之名,开始进行一些整合。

朱棣得知后,感受到了很大威胁,于是派郭骥出使鞑靼,想要说服他们归顺明朝,并顺势探查下他们的虚实。不过鞑靼却将郭骥斩杀。这让朱棣大为愤怒。于是便有了永乐七年以丘福为大将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的战争。结果却因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朱棣眼看朝中无大将可用,在愤怒和铲除威胁的双重驱使下便展开御驾亲征。当时是永乐八年。这一次鞑靼大败,部落开始瓦解。

第二次是针对瓦剌部落。鞑靼部败落之后,瓦剌部又趁势崛起。经常要挟明朝,扣留使者,南下兴兵扰边。永乐十二年,朱棣再次率大军出征,直攻至土剌河,瓦剌部首领马哈木虽然逃走,却很快去世。瓦剌被明朝收服。

不过在朱棣之后的三次出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效果。蒙古军队远远看到明朝军队提前都躲了起来。《明史》称:“连岁出塞,皆不见敌。”而且此时蒙古内部纷乱,对明朝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朱棣后来的这几次北征多数情况下已经不再是翦除威胁为主了。更多的是出于他的私心。他本身得到皇位就不正,而抵御蒙古又是其父朱元璋一直的坚持,朱棣出征蒙古更像是来证明自己才是朱元璋最佳的继承者。既是让自己心安,又是为了告诉百姓、群臣们。另一方面朱棣本人确实有些好大喜功。即便后来几次都没有真正遇到过蒙古骑兵,他仍坚持要出征。不过朱棣的努力倒因此让后世给了他个文治武功的好评价。

永乐十九年冬是朱棣作出最后三次出征的决定之时。夏元吉也是在这一次对朱棣的劝谏中让朱棣印象深刻。

朱棣当时下定决心要出征时,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跟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商议此战的一应兵马、粮草、后勤等事务。几位尚书鉴于上一次的情况及朝廷的财政问题,坚决表示反对。

几人还没来得及上奏,朱棣便将兵部尚书方宾召至宫中。方宾作为兵部尚书,是直接负责人。他抗言力谏,极言兵费之不足。朱棣很不高兴。

于是朱棣又单独召见夏言吉这位管理钱财的户部尚书,询问边防储备多寡。夏元吉照实回答:“前些年大军出征,兵马粮草的储备十去八九,加上近年多有灾荒,财政困乏。而且圣上身体欠安,需要多加调理。还望陛下选派将领出征,就不要亲自前往了。”

后来朱棣又召见吴中,这位工部尚书的回答与方宾如出一辄。

仔细分辨三人的回答,会发现夏元吉的回答与另外二人有很大差异。夏元吉也讲到了军费、边储不足,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间接借口。他主要阐述的是朱棣身体的健康问题。他并没有明确反对出征蒙古这次行动,他反对的是朱棣御驾亲征。他的主要落脚点还是对朱棣身体的关心。夏元吉的情商要比另外二人高很多。

当时朱棣满脑门都是身跨战马,征战疆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异。他一怒之下便将夏元吉派到开原,让他准备这次出征的粮草、军备。随后朱棣听了吴中的对答之后更加气愤,直接下令将夏元吉逮捕,关押至内官监。应该是嫌弃他管理粮草不利。连曾经代管过户部的大理寺丞邹师颜都一并关押了。

方宾听到这个消息后,惧怕之下在家中自我了结了。方宾之死进一步刺激了朱棣,他立即下令抄了夏元吉的家,看看户部这匮乏的钱粮是不是被夏元吉给贪墨了。结果发现,夏元吉家中除了朱棣平常赏赐给他的钱钞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些破瓦片、破家具。

后来朱棣从永乐二十年开始,连续三年出征,夏元吉就被关在大狱中。朱棣仿佛忘记了他这个人。但是三年之后,朱棣第三次亲征身体病重时,他终于想起了夏元吉对他的劝谏和身体健康的关心。

他这才明白身体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有很多远大抱负要实行,蒙古残余力量还没有被剿灭,他还没有看够自己的江山,他还没有当够皇帝,他还有很多妃嫔需要疼爱,他的后代还只有三个孩子。

无数的不甘在朱棣脑海中像幻灯片一样播放。而夏元吉当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况圣躬少安,尚需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夏元吉的话一声声言犹在耳。

这就是高情商的妙处所在,让人回味无穷。当别人都在考虑钱粮和大军出征之事时,夏元吉却在为皇帝的健康担心。这一方面让劝谏的话不那么刺耳,一方面又为自己以后留下了足够的回旋空间。这不仅是情商,更是一种智慧。他直接越过了兵马钱粮,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皇帝的身体问题才是这个王朝兴盛发达的根本。朱棣当时想到夏元吉的话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他肯定觉得夏元吉眼光真是独到啊。

《明史》这样评价夏元吉:“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情商出众,智慧超人,这就是夏元吉。他与蹇义并称,比后来的“三杨”地位都要高。

参考文献:《明史》、《明太宗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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