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说到,嘉庆登基之初,和珅为了监视新皇帝,故意派吴省兰到嘉庆身边,借口帮忙抄录诗文,实际上是想从嘉庆的文章中搜寻把柄,看他有没有不利于己的计划。《啸亭杂录》记载:
“(和)珅又荐其师吴稷堂省兰与上录诗草,觇其动静。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故珅心安之。”
从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大约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无论和珅如何试探甚至挑衅,嘉庆皇帝都紧遵老师朱珪的教诲,守住一个“怂”字诀——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不要过早与和珅撕破脸。
因为虽然名义上嘉庆是君,和珅是臣,但和珅背后有太上皇乾隆在撑腰,而且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若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可妄动,否则极有可能被其反噬。只要等到亲政的一天,以后有的是机会铲除和珅。
嘉庆皇帝一直韬光养晦,隐忍多年,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将和珅一击致命。而这个机会,就是乾隆老皇帝驾崩之时。
乾隆刚一去世,嘉庆便迅速召集信任的王公大臣,商讨对付和珅的办法。因为对处置和珅这件事,嘉庆其实计划已久,所以很快就拿出了对应的方案,以上谕的形式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状,迅速将和珅下狱处死。
自乾隆在正月初三去世,到和珅被捕下狱,并于正月十八赐令自尽身亡,前后只有半个月时间。
在这一连串动作之前,嘉庆下了一步很高明的棋,就是让和珅担任全权处理乾隆丧仪的大臣。这样一来,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和珅的相权和兵权,让他没有时间组织反抗力量,所以昭梿对嘉庆的计策赞叹不已说:“控制上相,如缚庸奴,真非常之妙策。”
诛杀和珅,是嘉庆亲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而且处理得很漂亮,既扳倒了权臣,又没有引起朝局的震动,顺利完成了权力的过渡和交接。因此,嘉庆对这件事中自己的表现非常得意,还拿自己和古代的帝王进行了对比。
嘉庆在他的御制文集《味馀书室稿》中,写了一篇“唐代宗论”。在文章中,嘉庆批评唐代宗说:
“代宗虽为太子,亦如燕巢于幕,其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乃舍此不为,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可愧甚矣!”
唐代宗李豫,是玄宗李隆基的嫡长孙。他登基之初的经历,和嘉庆有一些类似,都存在权臣当国的现象。
代宗登基之初,宦官李辅国以自己有拥立之功,对代宗说:“大家(即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如此出言不逊,大有架空代宗之意。因其太过跋扈,代宗先是削弱了李辅国的权力,后来还是不放心,派刺客到其家中刺杀了李辅国。
对唐代宗的做法,嘉庆是颇有微词的。他觉得代宗的手段没有自己高明——区区一个权臣,只要像我一样揭发他的罪行,按律法处置就可以了嘛,怎么还找了个刺客去行刺,用这种盗贼的下三滥手段呢?
嘉庆贬低代宗,无非是想抬举自己。但实际上,两人虽然境况相似,但目的却是不一样的。
和珅自认拥立嘉庆有功,但嘉庆并不认可,因此一心想要和珅身败名裂。但代宗的情况却不一样,代宗虽不满李辅国僭越,但却也认可他的拥立功劳,所以只想李辅国身败,而不希望他名裂。
因为代宗有这样的顾虑,所以选择了派人刺杀李辅国,而李辅国死后,仍被追赠为太傅,更突显了代宗当时矛盾的心态。目的不同,所以手段各异,嘉庆贬低代宗为行盗贼之举,便是没有将自己设身处地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