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国方针上，顾炎武明确提出反对君主独治，他提出众治一说。与顾炎武相同，黄宗羲持分治说，虽然命名不同，但本质上，表达的思想是一致，都是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
首先，需要弄清的是顾氏所言众治，到底是什么样的治。顾炎武认为亡国是朝代的灭亡更替，而亡天下则是人民大众之间的仁义尽失；保国和保天下的措施也十分明了，保国家是统治阶级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保天下是人民大众都有责任参与的。
顾炎武的侧重点已然不在政治层面了，而是从伦理道德上去论述的。所以，保国其意是从政治上，认为只有君臣才需考虑国家安危；保天下则是从伦理上认为民众应该保天下之仁义。
而治人与治国，和保天下与保国实质上，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其保天下与保国之辨，亦适用于治人与治国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顾炎武所谓的众治，其重点不是在强调，人民百姓的都应该参与政治生活，而是说大众都应该，维护社会伦理活动的道德性。
也就是说，顾炎武的地方自治实质上是指：在乡村中实行众治，让农民大众用道德礼制来管理其自己。随后，顾炎武详细阐述了，其推崇众治的原因及原则性主张。
在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是由政府来管理地方乡村的一切事物的，农民是没有自治的权利，农村中的一切大小事物，都必须经过政府之手，由官府来处理。所以，在乡村之中如果出现民事纠纷，就不得不先去官府报官，官府在从专制君主颁布的刑法之中，寻求一个法律上的判定。
顾炎武认为这就是典型的独治，乡村之中大大小小的纠葛，都必须通过君主制定的法律，来裁决不仅会导致狱讼繁多，而且更让各级官员有机会坐收渔利，仗着自己权高左右纠纷的黑白，滋生腐败现象，却苦了老百姓。农村事物之繁杂，实行独治是不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的。
之后，顾炎武又提出了众治的基本原则：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在农村之中，家族式活动是普遍存在的，父兄与子弟、宗子与族人的关系，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有着血浓于水的情感存在。
因此，家族的里的农民百姓，自然会听从宗子、父兄的命令，其行为也自然会符合宗法的道德规范。顾炎武的意思，是要利用宗法来管理农民大众，而这个站在宗法最顶端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农民大众内部产生的宗子，这样能让乡村治理更有效的实施。
宗法与君主之法虽然存在类似的地方，即都对内部成员具有强制性、约束性。如果违背。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是，与君主之法不同的是，宗法更重视人的道德教化，而君主之法更强调强制性。
因此，顾炎武的众治与君主专制的独治相比较，他更强调利用道德原则来治理天下。此外，顾炎武还对夏、商、周三代和秦、汉时期所实行的乡村自治制度进行了考察，进一步补充说明他以宗法来众治的思想。
他先从汉朝追溯到秦朝，再从秦朝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又从春秋战国追溯到三代明王之治。他认为，从上古三代开始，统治者对地方乡村的政权设置，就是通过在乡村中设立三老来实现的，又从各个乡村中的三老中各选一人为县三老，县令、县丞、县尉遇到事物就要向他们请教，征求他们的意见。
乡村基层的官职也都是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一切矛盾不仅都能通过乡村基层组织来解决，而且多数纠纷都可以使用，地方宗法风俗来平息。这样不仅能提高管理效率，还不削弱政府权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
黄宗羲同样也阐发了，自己类似于顾炎武众治理论的思想。在治国方针上，他提倡分治之说。他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提出了，他对治理国家的观点，其意在于表明天下之大，并非是一个人能够胜任，要想治理好天下，就不得不由君主和大臣协同合作。
为了避免朝廷内部的冲突，君主管理好君主权力范围内的事物，大臣们同样也管理好与自己职责相关的事情，各司其职，群臣共治，国家才能被治理得好。
随后，黄宗羲又形象的用比喻描述其君臣分治的构想，他将君臣公治天下形象地比喻，成两工人共同曳大木，二者必须通力合作，方可将大木曳走，任何一个都不得只做旁观者，否则，曳木之事情就难以完成。
黄宗羲主张的置相改革制度同样，也带有其分治的思想在其中。黄宗羲认为宰相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宰相不仅在管理国家事务，都是处于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宰相可以监督君主的行为以防出现很大的过失。
然而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的制度，制约皇权最后一层屏障也失去了，以至于皇权进一步集中，导致君臣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宦官是最终的受益者，权力落入宦官的手中。
黄宗羲总结到宰相制度必须恢复。他认为君主应该赋予宰相，一定的权力用以制约皇权。然后天下在宰相、大臣、君王共同参与下治理，实现黄宗羲理想中的君臣共治的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