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宋英宗濮议之争始末上:为了父亲的名义,台谏官和执政官辩论赛

宋英宗濮议之争始末上:为了父亲的名义,台谏官和执政官辩论赛

濮议,是影响北宋政局的大事件之一,从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由宰相韩琦首倡尊礼濮王事宜,到治平二年四月初九英宗下诏讨论,再到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书执政表示同意,历时十八个月,实际争执九个月。

所争论的内容,简单说就是过继给宋仁宗赵祯的嗣子宋英宗赵曙,该如何称呼他的本生亲父濮王赵允让,是该叫爹(皇考)还是该叫伯父(皇伯),就是这件在现代人眼中看着极其无聊的问题,让宋朝人吵翻了天。

濮议从事态发展的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治平元年(1064)五月二十八、宰相韩琦提出尊礼濮王开始,到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为止,属于暗藏汹涌的平静期。

第二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四月初九、英宗诏礼官讨论尊崇濮王典礼开始,到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书诘责执政、英宗下诏罢议为止,属于双方都浅尝辄止的克制期。

第三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诏有司博求典故、引起台谏官的反弹开始,到八月开封大雨后台谏官们进入更为强烈的舆论攻势为止,属于一方强攻一方不应战的僵持期。

第四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十月英宗收买台谏官搞釜底抽薪开始,到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书执政表示同意尊崇濮王为止,属于汹涌澎湃的跌宕期。

第五阶段则是从濮王称亲开始,到台谏官被贬黜、执政官丧失士林公议口碑为止,属于两败俱伤的余韵期。

皇考派的幕后是宋英宗,主要骨干是执政官(中书)韩琦、欧阳修;皇伯派的幕后是曹太后,主要骨干是台谏官司马光、吕诲等人。

简单介绍完毕,让我们走近濮议,去近距离围观这场对大宋朝影响深远的辩论赛吧!

01,濮议进行时之第一阶段

大宋治平元年(1064)五月十三,垂帘听政的曹太后被宰相韩琦逼迫还政。五月十六,大权在握的宋英宗赵曙问执政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俨然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明君模样,群臣无不欢欣鼓舞。

五月二十八,宰相韩琦代表中书执政官,向英宗呈递由参知政事欧阳修执笔的《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奏疏从天性、人情出发,提出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德高位尊,应该给予尊贵的称号,建议英宗诏有司商议如何尊崇濮安懿王以及二妻一妾事宜。

执政的提议让群臣惊呆了,这前脚才逼迫曹太后撤帘,后脚就建议皇帝尊崇本生,这是执政要否定先帝仁宗的节奏么?是不是有点丧心病狂啊?

特别是台谏官们这时还正如老母鸡一般,为调和两宫关系奔波的时候,我们这边努力让太后和皇帝打破僵持、尽释前嫌,你们执政却添枝加叶、火上浇油的教唆皇帝破坏礼法?是生怕两宫关系会和睦吗?

由于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而是过继来的嗣子,早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就在上疏英宗劝谏他孝顺母后、关爱幼妹时,特意提出自己的隐忧,提醒英宗要遵循典礼,不要听从小人撺掇,枉顾大义去追尊私亲(亲爹)。

司马光在奏疏中,还特别列举汉宣帝和汉光武帝,不给私亲加上尊号,被时人称赞、后世传颂;又列举了哀、安、桓、灵诸帝,追尊私亲犯义背礼,不但被当时讥讽,还被后世批评,提醒英宗要以史为鉴,杜绝过度尊崇亲生的行为。

虽然司马光的提醒在当时看着有点杞人忧天,但绝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他察觉两宫之间的紧张气氛,也看出英宗对曹太后毫不掩饰的怨恨。

果不其然,英宗这才亲政半个月,执政就公然上书提议皇帝尊崇本生,对遵纪守法的士大夫们来说,这个提议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英宗又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利令智昏的立即表示同意,毕竟才故去一年的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群臣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这时候就讨论尊崇亲爹,恐怕很多人在情感上都受不了,于是,英宗下诏说等仁宗大祥(两周年)祭典之后再行讨论。

曹太后肯定知道中书的奏疏,也意识到白眼狼嗣子不会就此罢休,两宫关系更是降到冰点,大臣们就在调和劝谏两宫和睦中,让时间滑进治平二年。

02,濮议进行时之第二阶段

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祭典结束后的次日,司马光和傅尧俞就前往中书去见执政官,提醒宰执们要遵循“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的礼法,不要教唆皇帝尊崇私亲。

面对两位台谏官的慷慨陈词,宰相韩琦、曾公亮、参政欧阳修、赵槩gai不置可否,但在随后,韩琦就再次向英宗提出崇奉濮王典礼,已经在位满两年的英宗就顺水推舟。

四月初九,英宗把欧阳修的《中书请议濮王典礼》下发,诏礼官商讨尊崇濮王典礼,要求大家集体讨论,该给他亲爹濮王一个什么名分。

经过礼官和两制的讨论,很快得出结果,英宗既然从小宗过继给大宗,就要以大宗为尊,对待亲爹的礼节就要降一等,亲亲原则要服从尊尊原则嘛。

讨论的时候,礼官们都很踊跃,但等到起草讨论文书时,大家就集体失声,因为大家都明白,皇帝既然让讨论给他爹名分,内心深处自然是想尊崇亲爹,大家集体否决了皇帝的想法、皇帝肯定不高兴,这会儿谁愿意起草文书去触皇帝的霉头?

面对此等情形,迂夫子司马光走向前去,奋笔立议,书写《上英宗议乞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

首先引经据典、开宗明义,指出按照礼法制度,一个人是不能同时为两个父亲服斩衰之丧,小宗过继到大宗的孩子,就要以所后(继)父母为尊,为所后父母服斩衰(三年),为小宗本生服期年(一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能过于顾念私亲,因为“圣人制礼,尊无二上”。

然后,指出秦汉以来,从旁支小宗入继大统的帝王,追尊亲生父母为帝后的,都受到当时和后世的讥讽批评,提醒英宗不要效法这些不当行为。

接着,又指出前代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多半都是先帝晏驾之后,由母后或者大臣援立的,都比不上仁宗皇帝在生前就秉承天地之意,在众多宗室中选择陛下你,所以,仁宗对你有超乎一般的大恩德,提醒英宗不能辜负仁宗。

又简洁明了的指出关键,提醒英宗继承皇位的法理依据,是来自仁宗,如果陛下你不承认自己是仁宗的儿子,就没有继位的合法性。

再苦口婆心地提点英宗,虽然濮王于陛下你有天性之亲,但陛下你所拥有的四海天下、可以由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的大宋江山,则是先帝仁宗赋予你的,在这么大的利益之下,血缘亲情的亲亲,就该向尊尊低头的。

最后还体贴地给英宗建议,可以给濮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三位夫人也可以改封大国太夫人。

虽然这篇奏疏被司马光写得有理有据、情理兼备,但因为结论和英宗的预期相去甚远,皇帝陛下当然不满意了,执政们也很惊讶,他们以为执政和皇帝的态度都这么明显了,礼官们不是该顺水推舟给皇帝捧臭脚吗?

怎么讨论了半天,礼官们不但回避尊崇皇帝亲爹的问题,就连怎么称呼都没提,实在太扫皇帝和执政们的面子了。

于是,欧阳修再次执笔书写《中书进呈札子》,对司马光的奏疏提出批评,让他们讨论皇帝该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

礼官们再次讨论起来,参详真宗尊崇皇兄楚王元佐、仁宗尊崇皇叔荆王元俨诏书不名的例子,濮王是仁宗堂兄,皇帝可以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

有人觉得皇帝不就想称亲爹为“考”么,可以在濮王皇伯之后加个“考”字,称为“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立即反驳,真宗皇帝以太祖皇帝为皇伯考,濮王有何功德可以和创业之主的太祖一样称皇伯考呢?

就这样,礼官很快呈上《两制礼官再议称皇伯状》,认为英宗应该称呼亲爹濮王为皇伯。

面对这样的结论,英宗很不爽,执政就再次为皇帝出招,仍由大文豪欧阳修执笔,书写《中书请集官再议进呈札子》。

很善于诡辩的欧阳修,引古今经典条例,拿礼法中那句“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为依据,声称礼法规定出继之子于所后、所生都可以称父母,所以前代的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而礼官们商议的皇伯称谓,不但是典籍上没有记载的,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提议把两派意见下发百官,让三省及御史台官集议,想通过扩大讨论范围,来获取支持。

欧阳修这份奏折把皇帝和执政们的意图直接亮了出来,就是英宗也可以效法汉宣帝、光武帝称呼亲爹濮王为皇考。中书执政们乐观地认为,只要扩大讨论范围,必定会有人迎合他们力挺皇考派的,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消息传出后,朝野是一片哗然。

大家都吵吵说朝廷想背弃仁宗的恩德,要尊崇濮王,街头坊间的谣言更是离谱,甚至传出皇帝要将濮王神主奉入太庙、去替代仁宗神主的流言,整个开封城都是议论汹汹。

面对此情此景,英宗和执政们有点傻眼,这种情况下还敢大规模讨论称呼濮王为皇考么?不怕被舆论的口水淹没?

有个叫孙固的太常博士,刚流露出附和执政的意图,就被蜂拥而上的台谏官们喷成翔,孙固的下场就在眼前,谁也不愿意落个“媚上”的名声。

就在皇考派骑虎难下的时候,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书宰相韩琦,诘责他不该议称皇考,韩琦为此还上奏太后辩解说皇伯的称呼才是无稽之谈。

眼看形势于己方不利,英宗也只得出面取消集议,暂时停止讨论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在如此缺乏理论和舆论的支持下,自诩为濮王孝顺儿子的英宗会善罢甘休吗?

03,濮议进行时之第三阶段上

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诏让主管礼仪的太常院去博求典故,寻找合乎经义的理论支持,时判太常寺的翰林学士范镇,就率礼官上疏《乞如两制礼官所议》。

范镇在奏疏中批驳了欧阳修称濮王为皇考的理论依据:

汉宣帝是继承汉昭帝的皇位,汉光武帝则是继承汉平帝的皇位,在辈分上,宣帝是昭帝的孙子,而光武帝则是平帝的祖父,所以他俩勉强可以称自己的亲爹为皇考,但仍然被人议论不当,因为大宗之统不可绝。

陛下你既然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想称濮王为皇考,那就是两统二父,比汉宣帝、光武帝更为失礼,所以,陛下你应该依据《尔雅》及本朝故事,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如两制礼官的前议,像汉朝那样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的行为,都不是圣明的陛下可以效仿的。

中书执政官们对范镇的上疏很不高兴,就责备他一通,结果被台谏官们知道了,对执政官的蛮横很愤怒,纷纷上疏,请求英宗发布诏书明确称濮王为皇伯。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的《上英宗论不当罢集议,乞别降诏以王珪等议为定》首先批评英宗不该朝令夕改,朝廷既然知道大家对濮王称亲事宜议论纷纷,就该参合众人意见,辩证是非,怎么能下诏停止集体讨论呢?你既然停止讨论,为何又诏有司寻求典故?这不是反复无常吗?

接着又反驳欧阳修奏疏中“所后、所生皆称父母”以及宣帝、光武都称亲爹为皇考的论点:汉宣帝、光武帝都是上承本宗,昭帝是宣帝祖父,光武也没有过继给元帝,所以他们才称亲爹为皇考,他们并没有两个父亲。

陛下你想称呼濮王为皇考,那就和仁庙相同,是与礼律相背的。陛下你能够从藩邸入继大统,南面称尊,都是先帝的恩德,诚心奉养孝顺太后都不足以回报先帝,怎么能枉顾大义去偏顾私亲呢?

最后着重建议英宗,应该早日降下诏旨,按照两制礼官讨论的结果,以濮王为皇伯而不名,这样才能让朝堂内外汹汹的议论停止,并杜绝邪论。

随后,吕诲又接连两次上疏,不但提醒英宗尊礼守法不要枉顾私亲,还把中书执政的“皇考”论,定性为惑乱人情的“邪佞”之说,建议英宗早日确定“皇伯”的称号,以免坊间议论有损圣明,不但会被后世讥讽,还会被四夷边陲小国看不起。

从吕诲的奏疏内容,让猴格不禁想到网络上的辩论,有些激进的人辩论着辩论着,就偏离了辩论的初衷,开始在辩论的过程中进行道德攻击,吕诲就是如此,从忠奸、正邪在道德上去否定执政,这种风气在网络上不好,在朝堂上更不好。

面对吕诲的咄咄逼人,无言可对的皇帝只能留中不发,和执政们一起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议。

侍御史赵瞻的《上英宗论不当罢集议,乞别降诏以王珪等议为定》则开篇点明仁宗早年鞠养英宗的恩德、以及过继的事实,又按为人后者为子之礼法,质问英宗身为仁宗嗣子,称呼仁宗的兄长濮王为伯父有什么疑问?

接着也反驳欧阳修“所后、所生皆称父母”以及宣帝、光武都称亲爹为皇考的观点:

执政说典籍记载所后、所生都称父母,典籍还记载出不为母呢?身为子女的又能用什么词语来代指出母?直截了当的批评欧阳修是在搞文字游戏、祸乱典籍。

执政只知道汉宣、光武追尊父亲为皇考,却不知道宣帝、光武都是继承远祖,并不是给昭帝、元帝当儿子,居然以此歪理邪说误导圣朝。

昔日魏明帝曾告诫公卿,谁敢引诱过继皇嗣尊崇私亲者,即便是股肱大臣也诛之无赦,难道陛下认为魏明帝的诏令不贤吗?最后强烈要求英宗让提议“皇考”论的人出来和他对辨邪正,以建正论。

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的《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则建议英宗屈情尊礼,让濮王位极人臣之典足矣,这才不失孝思之义、四方之望。

而司马光更是递上他的终极绝杀奏疏《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开篇就剑指政府(执政):参加讨论的两制礼官都认为濮王应该尊称皇伯而不名,唯独政府的意思要尊濮王为皇考,简直是“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

政府援引仪礼丧服、以及本朝典章制度,说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这是政府欺负天下人都不识文理啊!又声称汉宣、光武都称生父为皇考,人家汉宣帝上承昭帝,是以孙继祖,所以称其父为皇考,却不敢尊其亲祖父为皇祖考,那是因为和昭帝同昭穆的缘故;

光武从布衣起家,亲冒矢石打的天下,虽然名为中兴,实为创业,就是自立七庙也不为过,人家却以旁支上承大宗,只是称生父为皇考,实在是谦逊退让太过了。

而陛下你是以仁宗儿子的身份继承大业的,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如果尊崇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

如果仁宗还在治理天下,濮王也在颐养天年,命陛下你为皇子,不知道陛下你称呼濮王为父亲还是伯父呢?如果先帝在就称濮王为伯父,先帝不在就称濮王为父亲,这岂不是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吗?微臣以为陛下绝对不会如此,那么,称濮王为皇伯又有什么疑问呢?

满朝大臣都知道不应该称呼濮王为皇考,偏偏政府坚持此议,就不怕陛下失去四海之心,受万世讥讽?如此,群臣的忠佞、邪正就是显而易见了,请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称濮王为皇伯而不名。

高手出招就是如此,司马光这波强势质问直击要害,即便诡辩如欧阳修,也是接不下来的,哪怕英宗再想称亲爹为皇考,也不敢顶着司马光的质问而上。

司马光这篇奏疏也不再只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支持,而改用道德和士人公议为攻势,这和吕诲的行为有本质上的类同,于长远来讲,这种超越政见之分的论辩并不是好现象。

当看了吕诲、司马光的奏疏后,不知道欧阳修是否会想起这其实是他惯用的论辩方式,当初他就是如此对狄青的,如今却被吕诲、司马光娴熟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但不管台谏官如何群情激昂地轮番上疏,英宗统统留中不发,和执政一起继续装聋作哑。

时间很快来到八月,开封大雨,台谏官又发起更为强烈的舆论攻势,把濮议事件带入高潮。

04,濮议进行时之第三阶段下

治平二年(1065)八月初三,一夜大雨,由于降雨量太大,引起房屋倒塌,人畜溺死无数,官府所知死亡人数足有1588人。

因此,英宗在灾后就下罪己诏求言,让群臣上书讨论政治之失,以应天变,台谏官们借此机会,指出水灾是因为濮议引发的,不但批评英宗,还抨击执政。

吕诲引经据典的通过“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指出水灾就是因为过度尊崇濮王引起的,这是老天爷的警告,提醒皇帝称濮王为皇考是不可行的,还指出满朝新进都出自权臣之门,抨击执政专权,剑指韩琦,用天灾暗示皇帝,这是执政不称职才引起天怒人怨,并暗示执政效法汉朝制度引咎辞职。

吕大防也上书陈述八事,指出“臣权太盛,邪议干正”;就连被英宗提拔的潜邸旧臣、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也再次上疏指出京师大水都是因为濮王之议,才导致天谴。

在所有的奏疏中,仍然以司马光最为直言不讳,他直截了当指出自从英宗即位以来,灾异甚重,这都是因为皇帝在即位后丧失人心导致的,提出英宗有三件事让天下人失望:

其一,皇帝你身为过继子,却对先帝留下的一后五女失于照顾,太后不但对你有抚育之恩,还有策立之功,更有为你临朝摄政的苦劳,先帝更是在众多侄子中选择你,让你从防御使升为天子,你却苛待先帝遗孀幼女。

民间乡里的过继子继承嗣父产业后,不孝嗣母、忽视妹妹,还要被邻里唾弃,又会怎么看待同样行为的惶惶天子之尊呢?

其二,先帝天性宽仁,晚年因为疾病把天下之事都委托给两府,两府执政处事未必都妥当,皇帝陛下即位就该进贤退愚,赏善罚恶,但陛下却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对国事沉默不语,坐视执政专权。

其三,听不进忠言逆耳,国家设置台谏官,就是充当天子耳目,以免被大臣蒙蔽,皇帝却无视台谏的批评,不但落下拒谏的名声,还让政府继续专权之事,致使四方忠义之士失去批评的动力。

最后给英宗提出建议,希望他侍奉皇太后孝顺恭谨,对诸位长公主时加存抚,亲理政务,杜绝专权之臣,选拔英才,赏功罚罪,自然天道祥和,圣德日新。

面对蜂拥而来的上疏,英宗都表示无奈,唯独对老部下蔡抗非常不满,当初英宗提拔蔡抗同知谏院,就是希望他能站在皇考派,没想到老蔡是坚定的皇伯派,实在让英宗不能忍,就率先拿蔡抗开刀。

八月二十三,命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你不是喜欢逼逼吗?我罢免你的谏官职务,看你还怎么逼逼。

罢免蔡抗后,英宗就积极地为南郊做准备,司马光再次上疏,请求他取消原定于十一月举行的南郊典礼,改在大庆殿恭谢天地就足以展示天子对上天的纯洁之诚,还能节约开支,安抚灾后的人心。

司马光的建议英宗当然不会听,这可是他即位后的第一次南郊,怎么可能取消?别说只是下雨导致水灾,就是下冰雹也不行。

但该有的姿态还得有,进入九月后,因为霖雨不断,英宗两次罢宴,遣使赴名山大川祈晴,并以雨策试举人,判都水监韩贽也因治水不力被罢免。

士子范百禄的对策也以“水不润下”理论来批评濮议,并引经据典指出历史上那些小宗入承大宗的哀、安、桓、灵,都因为尊崇私亲引发大水;陛下过继给先帝继承宗祧,对待私亲就不能过重,不然就会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会不得天意,不得天意就会遭到天谴!

为了显示自己如同大海般宽阔的胸怀,英宗咬牙升范百禄为秘书丞,也仅此而已了。

另一位皇伯派权御史中丞贾黯,眼看英宗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应对台谏官的上疏,重病的贾黯心灰意冷的上表称病求去,在奏疏上还批评执政称濮王为皇考,是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所以赵家祖宗的神灵才震怒,老天才降雨示警,让无辜的百姓遭殃。

面对贾黯的辞呈,英宗则是顺水推舟,以其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十二日后,贾黯病卒。

在整个第四阶段,都是皇伯派的台谏官强势进攻,皇考派则装聋作哑概不应战,就是你随便蹦达、理你算我输的态度,让濮议之争陷入僵持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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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长编、宋名臣奏议、宋会要辑稿、宋史、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治迹统类、欧阳修集、传家集、涑水纪闻、许玉龙《台谏群体与宋英宗朝政治》、张吉寅《“水不润下”与北宋濮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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