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时期，地区接待唐使的交往礼仪，都有哪些差异？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要知道，唐王朝为了统治需要，在不同时期的交往实践之中，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交往礼仪制度。在论述交往礼仪之前，我们需要先界定交往格局与交往体系。
第一，中原王朝与当时的外国（现在仍然处于中国境外）的交往。这类地区包括日本、新罗、大宛、贵霜、大秦（罗马）、天竺等等。
第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交往。如铁勒、南诏、突厥、回纥、吐蕃、渤海等，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一直或曾经是中原王朝的属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等交往的状态。
第三，非本朝境内但在现今中国版图之下同属一国的各个政权的交往。如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宋金对峙时期等。大唐王朝的交往格局符合第一、第二种情况，既有对外国的交往，也有与周边民族政权的交往。据《唐六典》记载：“凡四蕃之国，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皆载于鸿胪之职焉。”与唐代建立交往关系的达到三百余个，在唐中后期唐代的控制力削弱的情况下，还有七十余个。
周边民族政权接待唐使的“交往”礼仪
唐朝在隋朝礼仪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形成了一套更为完备周详的礼仪制度。由《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等礼仪著作共同构成的大唐礼仪体系，随着唐王朝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周边民族政权和地区遣使往唐朝学习儒家文化和唐朝国家体制而逐步被汲取和吸收。
在《新唐书》中记载：“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四夷之君长”指的应该是“蕃国主”，也就是唐周边民族政权的首领。由此可知，宾礼是唐王朝专门为接待周围民族政权首领而设立的一套礼仪规范。
这套礼仪流程包括：迎劳，唐中央政府派遣官员前往驿馆迎接来使；戒见，皇帝派遣官员告知觐见日期；奉见，蕃主按照已知觐见日期按时觐见唐皇帝；受“奉表币”；宴飨，皇帝设国宴款待蕃主及蕃使。为了与这套礼仪流程相适应，唐王朝也规定了周围民族政权接待唐使的一些礼仪制度。
藩臣之礼
这是唐王朝对待周边民族政权最常用的一种礼仪。因为这些民族政权不管是在实力还是体量上都难以企及唐的高度，所以，面对强大的唐王朝只能称臣。
《新唐书》卷16《志第六·礼乐六》中详细记载了蕃主觐见唐皇帝的礼仪，这套礼仪中通过蕃主与蕃使不断的“拜与再拜”强调唐王朝与这些民族政权的所属关系。而与此对应的蕃主接待唐使则应按照“君臣”之礼接待，唐使代表了大唐皇帝，是皇权的象征，各藩属国对唐使应当执“臣”礼。
史书之中没有明确写明周围民族政权对唐使的接待礼仪，但在《通典》中却有对民族政权首领接唐皇帝诏书的记载：前一日，执事者设使者次于大门外道东，南向。其日，使者至，执事者引就次，使者以下俱公服。蕃主朝服立于东阶东南，西面。
使者出次，执事者引使者立于大门外之西，东面。使副立于使者西南，持节者立于使者之北，少退，令史二人对举诏书案立于使副西南，俱东向。执事者引蕃主于门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执事者引使者入，持节者前导，执案者次之，入门而左。使者诣阶间，南面立。持节者立于使者之东，少南，西面。
使副立于使者西南，持案者立使副西南，俱东面。执事者引蕃主入立于使者之南，北面。持节者脱节衣。持案者进使副前，使副取诏书，持案者退复位，使副进授使者，退复位。使者称：‘有诏。’蕃主再拜。
使者宜诏讫，蕃主又再拜。执事者引蕃主进使者前，北面受诏书，退立于东阶东南，西面。持节者加节衣。执事者引使者，持节者前导，持案者次之，出，复门外位。执事者引蕃主拜送于大门外。使者还于次，执事者引蕃主入。
这一段复杂的史料记载反映了一个关键问题：蕃主需“拜”接诏书。也就是说蕃主虽然是民族政权的首领，但需对唐王朝来诏及来使执臣礼，因为宗主国来使代表皇帝，使者携带皇帝诏书犹如皇帝亲临。在史书的记载之中，南诏曾按“藩臣之礼”来接待唐使。
敌国礼
当民族政权发展到一定程度，拥有可以与唐抗衡的实力之后，民族政权就产生了脱离“臣属关系”的诉求，要求提升本国地位，与唐王朝建立平等甚至高于唐王朝地位的交往关系。而这种敌国礼却没有在《两唐书》中出现。
《新唐书》卷78《列传第三·宗室》中记载：汉阳郡王瑰，始为郡公，进王。高祖使持币遗突厥颉利可汗言和亲事。颉利始见瑰，倨甚。瑰开说，示以厚币，乃大喜，改容加礼，因遣使随入献名马。后复聘，颉利谓其下曰：‘前瑰来，悔不少屈之，当使拜我。’瑰同知之，既见颉利，即长揖。颉利怒，留不遣。瑰意象自若，不为屈。虏知不可劫，卒以礼遣。
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李瑰见到颉利可汗是应当跪拜的，但是他却只行长揖；所以在两个相互平等的主权区域的交往关系中，使臣应与对方国家君王行臣礼，而不能以宗主国的“傲慢”态度对待对方。
这也表明了“敌国礼”是建立在对等关系之上的一种礼仪，而在唐代史书中却不见这种礼仪关系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唐廷与唐人还是将自己置于“上位”的。
舅甥之礼
史书中所载这种“甥舅关系”源于唐王朝与吐蕃和亲。从字面来看，“舅甥”二字，虽显示亲近，但仍有高下之分，只是没有臣属关系那么严格。
唐天宝之乱后，唐王朝现有的武力无法与吐蕃抗衡，吐蕃甚至攻占了唐长安，在这种情况之下，唐王朝也不得不同意修改交往礼仪。这体现了唐与吐蕃的舅甥之礼随着双方实力对比的波动而变化。
唐代杰出的交往使节
中国古代皇朝交往制度在唐朝时期已经臻于成熟，唐代交往的成功除了自身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先进的国家制度、文化以外，还包括杰出的交往使节的努力。我们熟知的有张骞通西域、黄门译使通黄支等等杰出交往使节的功绩，在唐代，也有很多这样的杰出的交往使节，为扩大唐代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使印度
王玄策出使印度铺垫于天竺王尸罗逸多自通大唐，与唐王朝建立友好交往关系的状态下，王玄策前后四次出使印度，打通了番尼道，维护了唐朝与印度的友好交往关系。
根据史书记载，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年），王玄策作为副使随正使李义表带二十二人使团前往印度，受到郑重接待，停留两年，于贞观二十年（646年）返回大唐。
第二次出使与第一次出使时间间隔不长，根据《新唐书》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以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的大唐使团再次出使印度，因为史书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到达之时遇到了天竺权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权，故推断其出发时间应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正是在这一次出使之中，王玄策在使团二十九人全部被执的情况下，只身逃脱前往吐蕃和泥婆罗求援，很快率领两国所派遣军士平定叛乱，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归朝之后擢升为朝散大夫。
第三次出使是在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新唐书》记载：“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当然，王玄策出使印度不仅仅做了提祠立碑这一件事，但是其主要目的还是维持大唐与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龙朔三年（663年），王玄策第四次出使印度，奉命寻玄照归唐，并寻方士卢迦溢多。
笔者在经过阅读前人著述之后认为王玄策确是有第四次出使印度，结合史书记载王玄策的活动时间轨迹以及王玄策确有记载在玄照归国后的九个月时间之后也返回国中，以及王玄策在将近二十年的过程之中多次出使印度，他对印度情况的了解，应是高宗的最佳选择人选。
吐蕃—泥婆罗—天竺道路的开通
从中国出发前往印度的最早道路是由高僧法显开辟的，这条道路十分艰险，沿古丝绸之路到敦煌，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到于阗，越葱岭、雪山至北天竺；道阻且长，危险重重。
唐朝时期高僧玄奘只身西行，根据陆庆夫先生的归纳，其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穿河西走廊抵玉门关，越莫贺延碛至高昌，龟兹等地，而后继续西行，过凌山，至热海，到素叶城，然后渡锡尔河，经康国、安国，出铁门关至睹货逻国，向南翻雪山而抵印度。”这两条路线基本与古丝绸之路相重合，所以黄沙漫漫、雪山巍巍，十分艰险。
结语
总的来说，据史料记载，王玄策也走过法显与玄奘所走的道路，也从海上返过大唐，然而王玄策出使印度的二十多年间，唐朝同吐蕃、泥婆罗等民族政权保持了良好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前提之下，王玄策开辟了从唐朝到印度“道最近且少险阻”的道路——吐蕃泥婆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