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之后，逐渐消灭了全国的割据政权，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割据的状态，若说是在军事防备等方面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必然是石敬瑭拱手相送的燕云十六州了。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为得到契丹的支持，不惜认贼作父，割地求荣，对契丹是百依百顺，每每书信皆用表，称太宗为“父皇帝”，自称则为“儿皇帝”。
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导致中国北部边防缺失天然屏障，塞外铁骑入中原可以说是如履平地，这样的局面也正是应了石敬瑭心腹所言：“异日为中国之大患，悔之不及”。
北宋建国消灭国内割据政权之后，便将眼光放到了北部边防问题之上，可此时的北方，西夏崛起，北伐失败，除西夏外王朝周围也皆有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对中原虎视眈眈。此番种种成为了北宋统治者最大的一块儿心病，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如何应对处理北方边防便是重中之重。
西夏的崛起成为北方边防的一个重要威胁因素，仁宗时期宋与西夏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其最终的结果是北宋损兵折将，防备不及，元昊甚至妄言称要直居长安，亲临渭水。
宋神宗于熙宁元年登基，弱冠之年可谓是踌躇满志，在亲眼目睹北宋积贫积弱之状况后决心变革，任用王安石以期变法而富国强兵。在北方边防问题之上也进行了具体的军事行动，希望能够恢复汉唐时期的边疆故土。
这时，有一位熟悉西边事务的文臣王韶出现在焦头烂额的神宗面前，献上《平戎策》详细阐述自己对于西北边务的建议，对当前宋夏局势进行详细分析，指出西夏并非是不可攻取的，只是不能强攻，要认真谋划，应先收复河、湟两洲，形成西夏腹背受敌之势，而进一步消灭西夏。
王韶的想法与主张与当时的变革派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变革派针对西夏问题上正是没有具体的改革办法，王韶献策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了，一旦此法起了效用。
那么变革派以变法图强的想法便是得到了最好的实施，改变北宋的被动局面，可以更为积极的处理和控制。王韶的计策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得到了宋神宗的认可，得以在西北地区展开相应的措施。
在王韶献策之前，北宋对于西夏的政策主要是“联蕃制夏”，这个蕃便是吐蕃，在此之前的吐蕃各部可谓是四分五裂，内部争斗不休，外部还有武力威胁。
王韶在得到神宗的支持之后，被委派到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后负责秦州西路，招抚蕃部，让他们能够归于北宋的保护之下，同时设置营田司、市易司等等，开始具体实施其《平戎策》的内容。在他的招抚之下，远近的蕃部纷纷归顺，北宋的疆土也由此拓展了一千二百里。
河湟开边又称熙河开边，可以说是北宋时期最大的一次边疆扩土的行动，熙河，指的便是熙州和河州两地。
在熙宁五年，北宋于古渭寨建通远军，以王韶兼知军，其剑锋所指直向熙河。对于西北的蕃部，并非所有都如秦州一般能够顺利招抚，总是难免会有很多的刺头，不服气，不满，对北宋建立通远军的行径表示抗议，尤以木征为首。
王韶在招抚过程中便多次上书神宗，指出招抚应和平招抚和武力征讨并举，也由此在面对不服气的蕃部之时，王韶可以随机应变，讨伐蕃部首领蒙罗觉，后又进军抹邦山，破抹耳族、水巴族。
木征得知之后大惊，立即召集同族之人前往支援，可是王韶又岂能轻易放过？王韶以奇袭制胜，俘二十余人。北宋设此地为熙河路，任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
熙州被招抚安定后，北宋的眼光自然放到了下一步——河州之上，首先以官职引诱等方式进行和平招抚，很多蕃部首领皆先后被招降，而这样的举措，自然是威胁到了木征。
熙宁六年，北宋正式攻打河州，王韶二月攻河州，四月占香子城，八月便入洮州，而此时的木征竟然趁其出兵，夺了河州城。
王韶也因此十分担心，若是后路被断，便是无甚活路了，于是弃了香子城等地，返回了熙州。
返回之后，王韶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细细思索寻求制胜之法，他先是攻占河州外围，然后重新占领香子城等地，对河州城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成功扭转了不利战局，而最终的结局便是木征率领当地部落的首领请降。
熙河之战不仅仅是简单的攻城掠地，更是打通了熙河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也是在唐朝纷乱之后，中央重新再次控制这一地区，并且此番行动使得北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甚至可以说是超出了王韶的预期。不仅是为朝堂之中的变革派形成助力，更是鼓舞了军势民心。
王韶在招抚蕃部之时所使用的的市易法、募人营田等方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北地区的进步和发展，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相融也有着不小的助益。
由此看来开边行动可以说时百利而无一害啊！但事实又真是如此吗？
熙河地区重新回归中央王朝这自然是好事，就当时来说，为北宋开疆扩土，有重复汉唐故疆之风，甚至一扫国内颓气。然而熙河地区历经多年后重归，招降的那帮人又岂是好相与的？朝代更迭都历了好几番，对于北宋又有多少臣服之心呢？不过是为利所趋罢了。
这一地区虽是“故疆”，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亦是“新疆”，北宋想要真正掌控这一地区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首先便是人心不齐，其次便是大量的军费，行政费用等等，想要重新建立一个行政区划难上加难，反而是北宋因此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巨大的财政支出对于政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就连最开始预期的对西夏形成威胁，也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开边活动毕竟是兴兵之举，战场之上尸横遍野，军队之中士卒的损失也不是一点半点，同时此举调动了陕西人力物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西北的防线。
熙河之战的得失利弊难以评说，就连当代和后世的评说也是各有不同，所占角度，所占立场皆有差异，便也会导致评价的不同。以北宋当代来看，变革派自是大力推崇，保守派则是激烈批评，苏轼更是称“王韶构祸熙河”。
南宋时期大多是认为此次开边之举严重影响了宋朝国力，以至于有后来的南渡之举。
而在如今看来，评价这一举动更多了民族主义的内容，战争对于人民必然是造成了诸多灾难的，同时也为当时的统治者埋下了祸根，造成了隐患。与此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西部地区的交流，对双方的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