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之取得明武宗的信任，靠的是满足明武宗“好逸乐”的欲望，因此在刘瑾专权的时期里，明武宗得以极为痛快地玩乐和挥霍。正德二年(1507年)修理南海子及“制造明年元宵灯诸项工程”，自正月到八月用银达二十余万，但尚未完工。正德二年八月，明武宗在太监的诱惑下，“于西华门别构院篥，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
豹房造成之初，明武宗“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曰豹房衹候’，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明武宗把豹房称为“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其中承应。“久之，乐工以承应不及，请檄取河南诸府乐户精技业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计”。正德三年七月，明武宗又谕钟鼓司太监，“近来音乐废缺，非所以重观瞻”，要礼部“选三院乐工，严督教习”，并责令“该部移文各布政司，精选通艺业者，送京师供应，以充三院乐工”。从此以后，筋斗百戏等充杂宫廷。除了土木声色，明武宗还尊崇佛教。
正德五年六月，曾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为之铸印。番僧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明武宗立即下令由礼部办理，所下圣旨，竟以皇帝和大庆法王的双重名义签署。后来，这个不伦不类的圣旨遭到大臣的坚决抵制，才没能贯彻实行。明武宗和刘瑾等的胡作非为，其结果必然是使财政开支大为增加，因而对人民的经济掠夺随之加重。据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光禄寺“查看每年所征厨料及内外近侍官员每日所费酒馔”的供应数额，与弘治元年(1488年)相比，“日增一倍”。为了通过皇庄增加皇室的收入，正德元年二月，“以田故，遣缇骑逮民鲁堂等二百余人，畿内”为之“骚动”。卖官鬻爵成为明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重要途径之一。
正德二年八月，为了继续进行修理南海子等未完成的工程，工部奏请卖官，明武宗批准了这项计划，下令“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这次卖官规模相当大，史称“前此纳粟输边之例，无此冗濫也”。正德三年四月，又因“饷用不足”再次卖官，“令军民输银者授指挥、佥事以下官”。
为了加紧搜刮，刘瑾又创立“罚米法”。此法创于正德三年八月，当时刘瑾对已罢官的前户部尚书韩文仍恨得咬牙切齿，“会户部偶遗故籍”，遂将之下锦衣卫狱，数月才予释放，察知韩文“家素贫，因创罚米法以困之”，让他罚米千石输大同，不久又借故再罚一次，使之“家业荡然”。自此法创，“忤(刘)瑾者悉诬以旧事，人之罚米例中”。同年九月，刘瑾责令前后诸官罚米者，皆定限完报。“一时列上前后罚米官员之数，自一千石韩文以下，凡罚米五百石至二百石者一百四十余人”。“罚米法”的处罚对象都是刘瑾等当权者的政敌，但最终其负担也要转嫁到一般劳动人民头上，所以实质上也是对人民进行搜刮。
正德三年十月，刘瑾规定罢各边年例银两。这是从士兵身上揩油的一种办法。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商人赴边纳粮中盐之法，令纳银运司、解部，分送各边(详后)，自此始有年例银两。由于此后商人不再上纳本色，边塞米价涌贵，市籴艰难，盐课银两不敷支用，年例银两遂日渐增加，益以各钞关商税，仍然不足，又加赋于民。于是年例银两成为国家的一个大负担。
这时，刘瑾因户部奏送各边年例银两，令尚书顾佐查考天顺以前年例银数，顾佐告诉他：“天顺以前并无此例”刘瑾于是不分析弘治以来年例银出现的原因，就武断地说：“此户部官通同边方巡抚共盗内帑之明验也。”遂决定停止给各边发放年例银两。
自从各边停发年例银两之后，“边储日匮”，士兵的生活无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正德四年(1509年)八月，刘瑾奏请派御史等到各处清理屯田。这些奉命外出的御史等官，多“承望风旨，各边伪增屯田数百顷，悉令出租”，搞得“人不聊生”。派往宁夏的是大理寺少卿周东，他“尤为苛刻”，以五十亩为一顷又亩敛银为(刘)瑾贿，敲扑残酷，戍将卫卒皆愤怨”。这给宁夏的安化王朱寘播发动叛乱，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