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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六年(天成元年)，李嗣源即位洛阳，是为后唐明宗。他本是无姓的沙陀部民，小名忽邈佶。十三岁在李国昌帐下当亲兵，善骑射，选为李克用帐下为小校，以骁勇为李克用赏识，抚为义子，赐姓名李嗣源。
一、皇帝之路
十七岁随李克用东援宣武，上源驿之役舍死救出李克用，更受亲任，掌亲骑，为侍卫队长。李克用义子李存信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是个专事谄佞、忌贤害能的庸才，每战不利，李克用选李嗣源为副总管，为其副手，嗣源善战，所向克捷。
他朴实廉洁，深得军心，“始在军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产，雄武谦和，临财尤廉，家财屡空，处之晏如也，”面“所得赐与必分部下。”
他从来不矜夸战功，诸将夸功竞噪，他却在一旁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众皆惭服。李嗣昭、周德威等一班名将先后战殁，惟有他硕果仅存，灭梁居首功，进位中书令，升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他出身卑贱的部民之家，不识文字，当然不能象后唐庄宗那样赋诗作词、自夸风雅，却深知民间疾苦，较有识见。他在位期间，做了一些有益的改革，一时称为小康之局。
明宗即位，便革除同光弊政，罢逐伶官，诛戮阉宦，翦除佞幸，斩孔谦，籍没其家财，废除其苛敛之法。不久，又斩盗掘唐陵的温韬后梁佞臣以贿赂得显于后唐的段凝、在开封为恶最多的汴州务辛廷蔚等，以平民念。复诏罢诸道监军使，命诸道尽诛宦官，原来在洛阳兵乱时逃出的数百名宦官匿于山林，有的剃度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全部被捕杀。
对于伶官，诛其尤甚，放逐其大部。诏禁献鹰犬奇玩之类，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遣散年少貌美宫女，只用老旧宫人供洒扫。为了汰除冗滥，撤销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又分遣诸军就食近畿，以减馈送之劳。稍后，贬窜豆卢革、韦说等世族余孽，赐死于路。这些措施，是对最腐朽的社会势力的冲刷；而精减机构、汰除冗滥，也是有利于复苏民困的措施。
二、治理国家
明宗惩治贪浊，颇为可称，邓州留后陶玘税外科配，为内乡县令成归仁所劾，即贬为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配绥州长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案，内有史彦珀是旧将之子，又是明宗婿石敬亲戚，宿将王建立请求减刑，明宗说：“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竞斩之。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向明宗求情，明宗怒日：“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言!”毅然处斩。
明宗关心民瘼，曾采取一些利民措施：州县官吏检括田地，敲诈勒索，扰民甚烈。明宗即位后颁敕令云：“夏苗委人户自供通顷前五家为保，本州具帐送省，州县不得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人陈，其田倍征。”又诏废变相增税的“纽配”、“省耗”，禁富户规避丁徭，投名势要，以求影庇。对于高利贷盘剥，明诏限制，规定“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
又敕：“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诸道州、府每亩先征麯钱五文，今特放二文。”这些改革虽然极其有限，但比起庄宗同光年间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宗虽目不识书，却甚留意治道，爱听儒生讲经，以从中吸取治国之道。他谆谆告诫其子秦王李从荣说：
“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能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吾见先皇(庄宗)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
他和宰相冯道谈论政事，冯道言及民间疾苦，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却心头肉。”明宗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尽管是极其有限的改革，却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几年之内，疮瘼粗复，“年谷屡丰，兵戈罕用，校(较)于五代，粗为小康。”但是，这种小康之局并不稳定，当然更不能持久，不过粗安一时，根本没有振兴的可能。明宗为此，深感悲观失望。
他向枢密使范延光询问现管马数，范延光回答，共有马军三万五千。明宗感叹说：
“朕从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时，骑军不过七千。先皇帝与汴军(交)战，自始至终，马数万。今有铁马三万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卒、练士、将帅之不至也!老者(矣)，马将奈何!”
因而，他将希望寄托于后来的人物，每夜在宫中焚香祷告：“某蕃人也，遇乱世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回宋人附会，谓赵匡胤由此“应运而生”，显然是神化帝王的荒诞言论。
三、空有明君之德，奈何少贤臣辅佐
明宗以六十高龄即位，留心政事，力求安定，但本身才能不足宰辅又无杰出人才，治绩是很有限的。明宗朝宰辅中振有实权者只有安重诲和任圜。二人虽然尽忠职守，而不识大体，互相攻讦，终于同归于尽。任圜才具稍强，拜平章事兼判三司，能“简拔贤俊杜绝幸门，忧国如家。”使“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
安重诲出自内迁的少数民族，粗通文墨而不晓治道。后人评他：“志大才短，不能回避权宠，亲礼士大夫，求周身辅国之远图，而自恣胸襟。”这虽讲他不懂官场要诀和保身之道，固属谬论，但他歧视士人、意气用事、志大才短则确是事实。他当了枢密使，大权在握，骄矜跋扈，排斥异己，乃至威震人主，任性使气。
任圜虽略胜一筹，却也刚愎自用。两人议政，意气用事，各执己见，声色俱厉，互相呵骂，旁若无人。明宗愠怒，退朝还宫。宫人们说：“妾在长安官中，来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此者。盖轻大家(称皇帝)耳：”明宗听了，更加恼怒，非常厌烦二人。安重诲因私仇陷害任圜，将他排挤去位，犹以为不足，又诬以谋反，擅自杀害。明宗事后知任圜之冤，深为不平，却不能惩治安重诲。
安重诲即除去任圜，更加跋扈，经常对明宗出言不逊，甚至以辞职来要挟，明宗表面隐忍，另增范延光为枢密使，以分其权，安重诲这才感到来势不妙。不久，两川混战，董璋据东川抗朝命，明宗遣石敬瑭进讨，安重诲白请督粮，“所在钱帛粮料，星夜摯运，人乘毙路于山路者术可胜纪，百姓苦之。”明宗信谗，飞诏勒安重诲返阙，途中又罢其枢密使职，授河中节度使。
安重诲惶恐不安，自请退休，而明宗听信诬告，遣使杀安重诲并及其妻子。安重诲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排斥异己，草菅百姓，死固不足惜，但他毕竟忠心无二、廉洁奉公，非贪婪佞媚之徒可比。安，任踵继凶死，其余宰辅使相多属苟且之辈，奸佞得势，上下离心，尤其是藩镇势力继续膨胀，“小康之局”当然难以再保持下去。
明宗出自藩镇，虽然威望素重，终是以兵变得践帝座，姑息藩镇，宽容骄卒，也就势所难免。郭崇韬受命伐蜀，推荐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成都既下，便前往赴任。郭崇韬刚被冤杀，孟知祥已赶到成都，迅速安定秩序，然后攻并东川董璋，割据剑南。明宗遣石敬瑭讨伐，无功而还。
于是，明宗以孟知祥是当年故交，采和解之策，下诏温谕，实则听之任之。这样一来，朝廷示弱于藩镇，藩镇更为骄纵，叛乱屡作。义武节度使王都竞勾结契丹，逞兵叛圜。
至于藩镇贪暴横敛，则比比皆是。明宗虽然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却从来也没有杀过一个虐民极甚的方镇，豺狼当道，惟除狐狸，收效自然有限。明宗也曾诛戮了几起哗变的士卒，而姑息将士则无所不至。为了示以优宠，遂广授冗滥，“及长兴以后，所除浸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胥吏皆得银青阶及宪宫，岁赐告身以万数矣。”
由于庄宗吝财，激起兵变，明宗错误地吸取教训，经常赏军如九三二年(长兴三年)一月之内赏军两次，士卒犹未满意，而府库已告空竭。由于用度浩大，明宗朝新增加了一些赋税。
租庸使孔循强制推行专卖圜，擅用酷刑，在洛阳以犯禁罪族灭一家，最为典型。至于官吏冤杀无辜，更属常事。九二八年(天成三年)一个诏书透露，洛阳市内有幼童二人，以竹竿为战斗之戏，巡检使浑公儿诬以造反，诏石敬瑭审讯处理，石敬塘草菅人命，不问原委，竟将两个幼童处死。民间饥寒愁怨，啸聚山林，武装反抗者，颇为不少。幽州节度使范延光奏请“于山林要害置军镇以绝寇盗”；九三二年(长兴三年)诏云：“或有亡命山泽及为事关连逃避人等，并放归乡。仅从这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小股农民起义在当时还不少见。
九三三年(长兴四年)，明宗死，在位仅七年多。后唐朝廷遂又陷入混乱，不到两年就灭亡了。
四、后唐明宗的历史功绩
《旧五代史》评价后唐明宗，“君亲可辅，臣子非才。”这八个字颇有些道理，如果明宗宰辅得贤，后继有人，后唐便不会那样迅速灭亡，中原的形势也不会那样急剧恶化。但是，必须看到，杰出人物毕竟不能决定历史的发展。
后唐明宗何尝不想统一内地，尽革弊政，然而，他总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尤其是对强藩悍帅，只能姑息退让，这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以兵变得皇位就只能采此策，而是势有不得已者。郭威、赵匡胤也都是以兵变而践帝位(而且是预谋策划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一反姑息之策，逐步消除方镇，完成统一事业呢?
后唐明宗固然没有贤辅良相，而统一王朝开国君臣才具平庸者，无如北宋，可北宋偏偏完成了统一事业。可见，客观形势是起决定作用的，杰出人物只能起一定的作用。在当时形势下，藩镇势力正在发展，没有受到任何打击，又不象南方诸国，节度使实际上只是一州之长，实力撤小，一般不足以威胁君主(当然也不尽如此，福建王氏、湖南马楚就是例外)。
后唐明宗在位，尚可弥缝，及至他去世，形势便遗然恶化。更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小股农民起义，但在全国，尤其是在中原，还远远没有能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来促使中原重新统一。此后形势恶化，然而，却加速了这股力量的发展和汇集。“物极必反”，这确实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道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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