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时期，为禁止藩王随意出城祭扫，都实行了哪些限制性要求？——首先，我们要知道，在成化元年五月，当时的宪宗因代世子擅自偕广灵等三位郡王出城送丧，敕谕代世子言：“祖宗故事，世子郡王出城必先差人奏请，宜深自省改，今后务要循理守法，毋蹈前愆，以全令名”，弘治十年十月，因蜀府每遇亲丧，俱自行送葬，不经奏请，孝宗以“旧例各王府亲郡王一下，凡欲出城祭墓送葬之类，俱先期奏请，得旨乃行”，再次申明今后各王出城仍照例先期以闻。
诸王省墓
诸王省墓的请求，在各朝多数都能获得皇帝许可，但朝廷批准的同时，对藩王的限制条件也在逐步增多。第一，出城途中切忌扰民生事。这一限制条件被明确提出是在正统初年，正统三年正月，宁化王济焕奏请每岁遇清明、中元、孟冬节，躬诣毋茔祭扫，并诣太原县晋祠庙行香。
英宗悉从所请，与此同时告诫宁化王要戒约从人、遵守礼度，毋扰害军民。又如正统十二年九月，靖江王奏请往尧山祭扫先茔，英宗同意后告诫曰：“王在途宜加谨慎，礼毕即还。尤宜戒饬随从官校之人，毋扰害官员军民人等，庶不为令德之累，王其亮之”。类似的告诫之辞在英宗和景帝给其他藩王奏请出城省墓的回复中普遍存在，这表明，英宗景泰时期，朝廷对藩王出城省墓的管制比宣宗时期变得严格。
外戚之家不得出城祭扫
正统十三年五月，襄王瞻墡因王妃之父去世，奏请遣官祭奠，当时各王府郡王和郡主等外戚之家，岁时俱缺吊贺，故礼部尚书胡濙提议“如韩王往南京向山祭扫祖坟例，允其所请”，结果“上览奏，责濙以祖茔比外戚，尊卑亲疏莫辨，仍命稽考洪武永乐间旧例以闻”。
禁止藩王庐墓
在正统年间，朝廷尚允许藩王庐墓，表达孝思。正统十二年五月，襄垣王请求为代简王庐墓百日，英宗以其孝诚，从其愿。成化朝以后，藩王庐墓便不再被允许。成化十一年八月，隰川王长子上奏欲送葬出城，庐于墓侧，宪宗以庐墓非古礼不许。弘治元年晋世子欲为母庐墓，弘治十年鲁府安丘王欲为父母庐墓终身，孝宗皆不许。
宪宗朝开始限制出城省墓的时间、人数、次数和远近。成化六年三月，乐安王奏请出城祭扫祖父坟茔，宪宗命“每岁清明许嫡子一人往祭”，规定时间是每年的清明，只有嫡子才有祭扫资格，且要求一人独行。
成化十年，命楚王秋祭三年一行，成化十八年，汤阴王、洛川王和南乐王各奏欲因时序出城祭先茔，礼部认为三王兄弟，不宜同日远出，请止令汤阴王每岁一次祭扫。宪宗从之。此外，亲王和郡王因爵位差异，限制也有不同。成化十六年，赵王奏请出城为母送丧，宪宗命赵王“出门而还”，汝源王和昆阳王“至坟所，葬毕而还”。
上述这些限制性要求在宪宗朝出现，之后即被后世皇帝所沿袭。正德十六年，荣王朱祐枢奏，世子朱厚勋、第二子福宁王朱厚熹念其亡母刘妃，欲每岁兄弟更番出城祭扫，武宗以祖制有限，不得顾其私情，仅令兄弟二人各出祭扫一次。
不过这些限制性要求，皆因事临时下达，并不是对所有王府的统一规定。万历七年，王府出城省墓规定正式出台。《明会典》载，万历七年，朝廷正式对各王府出城送葬和省墓作了统一规定，其内容如下：凡亲郡王将军等葬，俱世长子一人送至坟所，当日即回。凡王葬妃及将军等葬其妻，得亲至坟所看视一次，当日即回。凡将军病故无嗣者，其葬许弟一人送至坟所，当日即回。
凡妃夫人病故无嗣者，其葬许侄一人送至坟所，当日即回。凡亲郡主将军受封之后，止许出城祭扫一次，当日即回。藩王等葬，只许世子或长子一人送至坟所，当日即回。藩王葬妃，王可亲至坟所看视一次，当日即回。藩王受封之后，止许出城祭扫一次，当日即回。由上文梳理可见，朝廷对诸王出城省墓的限制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多，内容包含了出城时间、频率及人员等许多方面，朝廷防嫌日甚，可见一斑。在此过程中士大夫起到了推动作用。
万历二十三年，晋王敏淳疏乞出城祭扫祖墓，神宗原本已经同意，但礼臣范谦执奏言：“追远虽属孝思，出城向有明禁，乞行山西抚按候秋收完日，王始出城祭扫，庶免护送骚扰践踏之害。”因范谦的谏言，晋王祭扫之事被推迟到秋收之后。
禁止出城行香和游览
第一，禁止寺庙行香。据《明英宗实录》载，英宗曾于正统五年许诺永寿王往南五台观音寺行香三年：“得奏，因疾常许三年，皆以六月十五日往南五台观音寺行香，听王如期诣彼。但境内之民，灾荒艰窭，又当禾稼长育之时，须戒饬从行者，勿扰民伤农，则于贤德有光矣”。
这表明，在正统初年，朝廷对藩王的管制曾有一段短暂而相对宽松的时期。但这之后，藩王去寺庙行香的要求均被拒绝。正统八年三月，永兴王因母亲患病，奏请往五台山祈祷，英宗不准：“事神以诚为本，叔坚此一念，虽在宫中祈祷亦应。况国王去五台尚远，叔方旦夕侍母疾，岂可去侧，不必往也”。
成化九年，代王同广灵等王诣真武庙行香，宪宗得知后降敕责谕，并逮捕王府官究治不谏止之罪。之后各朝皆禁止。期间亦有一二获得皇帝批准者，自被视为特例。成化十二年，唐王奏请往太岳太和山设醮，追荐父唐宪王母妃宋氏，礼部认为不可：“醮荐事虚无，不可信，苟欲尽此心之诚，即本处庙观亦可，何必于太岳”，宪宗下诏特从王请。
此条禁令在成化之后各朝日益严厉，一方面表现在不再有特许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即使作为皇帝至亲的亲王也被严格禁止。潞王朱翊镠，乃神宗同母弟，极受神宗恩宠。万历二十三年，潞王朱翊镠以祝延（慈？）圣寿欲出城，诣万寿宫观音寺等处祈祷，神宗虽然非常宠爱弟弟潞王，却以《会典》不允所请。
第二，禁止出城游览。明代藩王除了送葬和祭扫可短时出城，其余时间只能待在府中，出城游览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襄王朱瞻墡因在宗室之中地位特殊，景泰天顺年间，曾获恩准出城游览。
景泰五年二月，景泰帝书复襄王朱瞻墡曰：得奏周岁之间，欲数次于封内五朵山寿藏之所看视提督栽种松柏，以路有百余里，当日往回不得从容，欲于彼处经宿。但念叔父既已自觉衰老，则跋涉非安养事矣。况遇隆寒盛暑，尤不可以驱驰远道，止可每岁春秋清和之际，各往一次，经一二宿即归。
庶几不至冲冒劳困。专此奉复。景泰帝允许襄王每年春天和秋天，各出城一次游览，每次游览一二日即归。英宗复辟后，于襄王朱瞻墡更是格外优待，特赐襄王出城之游。
天顺四年英宗致书襄王瞻墡曰：“朕念叔父为国家至亲，雅有贤誉，宜享优游之乐。每岁秋冬之间，若府中从容间暇，可出城游赏三五次，或世子郡王出游，亦可玩览山水，猎取禽兽，于以舒畅襟怀，怡悦情性，庶表朕笃于亲亲之意。”允许襄王每年秋季可出城游玩三五次，亦可携带世子郡王同游。
礼遇之隆，诸藩所未有。随着英宗去世，宪宗即位，襄王府的这一待遇也开始有了缩水。先是，襄王府被巡抚都御使弹劾擅自出城，得旨令王府必奏而后行。为此，成化十二年正月，襄王朱瞻墡上奏如天顺例：“英庙时曾蒙赐敕，许与世子诸郡王秋冬出廓游览，岁或四五度。后世子郡王偶以丧事出郭，遂为巡抚都御史王恕所奏，复奉旨令世子郡王必奏而后行，但出游事小，数奏非便，请仍如旧。”
宪宗诏旨，命世子郡王每年春秋出游一次，且即日回府。襄王府尚且如此，其他藩府更是无望出城，终身圉于一府之中。正德时，淮府顺昌王以迎敕为名出城游玩，之后却终日惴惴不安，主动向淮王自首。武宗因其悔过，置之不问，但仍将其随从逮问。随着藩禁政策日渐严厉，藩王一旦出城游玩，就会受到处罚。
正德四年，宣宁王朱成钴与隰川王朱聪羡因出城游戏，不仅王府辅导官及拨置之人被罪，当地知州也受到牵连而被谪迁，宣宁王和隰川王分别被革禄米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以示惩罚。
结语
总的来说，禁止藩王随意出城，终明一代皆非常严格。万历年间，潞王因出城游玩被弹劾，多年不理政事的万历皇帝特就此事下旨，甚至惊动太后传谕训诫，可见兹事体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