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左传·桓公六年》
避讳,西周已有,在中国古代属于文化方面的禁忌,主要分为避国讳、避家讳以及避圣人讳这三大类,自从它产生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封建时代,一切都属于皇帝,皇帝个人代表的就是整个国家,故而避国讳实际上指的就是避皇帝之讳。比如东汉第二个汉明帝,名叫刘庄,为了显示皇帝权威,天下所有庄姓之人都需改成“严”字。再比如康熙大帝玄烨,上呈的各类文书当中凡是遇到“玄”字,都必须以“元”代称。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他的一生可以用“开挂”二字来形容,早年间为了生存,当过和尚、做过乞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一批,在反抗元朝统治的大潮之中,朱元璋抓住机会加入了起义军,凭借着自己的才能,一步步走上了领导者的地位,并带领天下农民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登基之后,按照规矩他的名字民间是需要避讳的。可问题在于,他姓“朱”,与“猪”同音,难不成为了一个文化禁忌,明令禁止天下百姓皆不可吃猪?那不是恐怕会激起民愤,不利于他这个刚刚登基的新皇巩固政权。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给猪改名,猪不叫猪,而是叫做“彘”或“豕”。其实,这两个称呼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但没有“猪”这个称呼如此广泛,朱元璋此举就是将“猪”这个称号在明朝完全抹除,所以当我们查阅明朝史料之时,从头到尾不会有一个“猪”字。
避家讳,指的就是避父系祖先之讳。封建时代属于男权社会,父系亲属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死去的父系祖先,后人每年都要为其行祭奠之礼,一方面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则希望祖先能够保佑自己和家人。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的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其写的《史记》奠定了后世史书的基本概况,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司马迁同样遵守避讳一事,他的父亲名字当中有一个“谈”字,故而在司马迁的作品当中,“谈”字都被改成了“同”字。
李贺,唐代大诗人,他写的诗奇诡不已,人们给他起了个“诗鬼”的称号。同样,在避讳这一规矩较为完善的唐代,李贺也无法摆脱它的影响,甚至因为避讳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我们知道,古人想要做官,就必须先经过官方统一举办的科举考试,如果通过了就会被授予“进士”的称号,意为可进授爵位之人。但是李贺这位大才子,从始至终都未曾参加科举考试,原因就是进士的“进”字于他的父亲李晋的“晋”字读音相同,李贺为了避父亲之讳名,甘愿放弃大好前途,可见避讳这一做法在古人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避圣人讳很好理解,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刻意避开圣人的字眼。中国古代以儒学为正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虽然也有其它思想对儒学进行过冲击,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触及后者在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所谓圣人,指的就是儒家学说创始者孔子。孔子名丘,在文化兴盛的宋朝,宋人们为了避其讳,是不会将“丘”字直接从口中说出来的。到了思想日益僵化的清朝,对避孔子之讳更加严重,从字面上来说,所有姓“丘”之人都必须改成“邱”字;从读音来说,连“丘”字叫法都得到了更改。
当然,除了上面介绍的三大类之外,还有其它避讳的地方。北宋有一名叫做田登的地方官员,此人嚣张跋扈,凡是与“登”字读音相同的字眼,都不允许从百姓口中说出来,否则就会对触犯者施以刑罚。
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在每年正月十五的这一天,百姓们会在夜里点灯,它代表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天登在任不久,第一个元宵节即将带来,他手下的官员们不敢在告示上写上“灯”字,只好将“灯”改成了“火”,于是放灯就变成了放火。当地很多不明白事情缘由的外地商人,看到这个地方将放火,纷纷离去,百姓们看到这一现状纷感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总而言之,避讳在传统文化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古人的有些做法虽显极端,但从根本上代表的是人对于人的一种尊重。
参考资料:《左传·桓公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