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婚姻百态，李世民27岁嫁女白居易37岁脱单，底层或终生未婚
根据《独异志》记载，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27岁的李世民为巩固军政大权，与52岁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结为儿女亲家，李世民将庶长女襄城公主许配给萧瑀的嫡长子萧锐。毫无疑问，这一政治联姻给李渊朝旧臣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意义非凡。
同年，虚岁十二岁的襄城公主与萧锐完婚。抛开政治因素不说，隋唐时期高门大族早婚、早育的情况并不独此一例，反而十分常见。
为什么那时的高门大族能够早婚、早育？
隋朝开皇二年，隋文帝夫妇为次子晋王杨广选妃，当时十五岁的萧氏出身梁朝皇室，才貌双全，被选为杨广的妻子，而当时的杨广年仅13岁；
相隔几十年后，十六岁的李世民明媒正娶十三岁的妻子长孙氏，而其婚前纳有通房侍妾，庶出长女襄城公主、嫡出长女长乐公主，前者虚岁十二完婚，后者虚岁十三完婚；此外李世民的外甥女窦胡娘十三岁嫁给长孙皇后的堂兄长孙无傲做续弦夫人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此看来，不难推断那时的高门大族之所以能够早婚早育，离不开足够的经济实力、社会名望、政治影响力。
换句话说，有权有势、有钱有人，对高门大族来说，彩礼、嫁妆不愁，添丁、进口也不怕养不起，既如此早结两姓之好，既可以壮大家族，形成强大的家族势力，又可以整合两家资源，加深彼此亲族间的关系纽带，形成“1+1>2”的政治合力，共同在各方面做大做强，何乐而不为呢？
白居易杜甫诗文中看隋唐婚姻百态，贵族三妻四妾，底层人孤寡一生
整个隋唐时代，是否都是早婚、早育？
可是，若说早婚、早育适用于整个隋唐时代却有失偏颇了。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婚姻市场也遵循着基尼系数，存在“贫富”差距。
第一阶段：唐代初年战乱刚平，社会初定，百废待兴，为促进经济繁荣和休养生息，自然会鼓励早婚早育，提高人口。比如李世民就曾在贞观元年下诏，将民间婚龄定为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仅比高门大族的惯例低一些。
第二阶段：唐玄宗开元年间，经济繁荣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富民强，法定婚龄再次下调，降低为男十五岁、女十三岁。
第三阶段：唐代中晚期，由于社会动荡、土地兼并、经济变差等原因，贫富差距扩大，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婚姻状态，晚婚问题较为突出。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白居易写的“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便是感慨这种现象。
当然，法令归法令，社会实情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对唐代墓志的研究发现，唐代女性13-19岁年龄段结婚者占比近75%，23岁以上年龄段结婚的基本没有；而男性11-25岁年龄段结婚者占比63.4%，38岁以上年龄段结婚的基本没有。
但是我们知道能在身后留有墓志的大多出自贵族、官宦之家，男性结婚年龄尚且呈现早晚不均的态势，就不难推测广大下层庶民恐怕是“饱的饱死，渴的渴死”的状态：有人三妻四妾，有人孤寡一生。
现代人晚婚大多因为生活和工作方式，那古人晚婚是因为什么？
和现代人崇尚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而自愿选择单身、丁克不同，古人晚婚大多是由于客观困难所致。
其一：穷。女性置办不起陪奁，男性准备不起聘礼。如杜甫在《负薪行》写道：“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贫困加战乱，导致夔州底层女性终身无法缔结姻缘。白居易在《议婚》中书写得更加直白：“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
其二：高不成、低不就。代表人物正是多次赋诗评论婚姻问题的白居易。白居易同情贫家女晚婚，但他本人迟至37岁才结婚。在他这个年龄，李世民有两个孙儿都六七岁了。对比上文列举的唐代男性婚龄占比区间，白居易也荣幸地跻身最为“老大难”，但是人家有才有名，晚婚纯属眼光高。
个人认为，以白居易为代表的“高不成、低不就”晚婚现象，是魏晋以来“门第血统崇拜症”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在重视配偶原生家庭背景的社会氛围下，门第或实力在上流社会中位居中下游的士人待价而沽，不急于结婚，以经营仕途为重，希望凭借事业上的成功换取一位出身高门大族的妻子。
白居易出身地方小官僚家庭，父祖均终官于县令，家世固然比平民百姓强得多，但在贵圈中这样的家庭排不上号了，正所谓“高不成低不就”，直到唐宪宗元和三年白居易任职左拾遗，方才和一位出身弘农杨氏的杨小姐结婚，算是傍上了高门大族的势力了。
放大到整个晚唐社会来看，白居易还是大龄男青年中的一位幸运儿，但是那些同个朝代的底层劳动者呢？
他们终日为衣食奔波劳碌，却依然买不起房、给不起彩礼、结不起婚、生不了娃、无法传承血脉香火，那无处释放的精力与怨恨腐化为对朝廷和社会的怨恨，在心里越积越深，最终难免开出敌意满满的人性恶之花。
若干年后，那杀进长安摧毁大唐国运的黄巢起义军中一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用起义的方式打破了高门大族的优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