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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初的诸王外任刺史
唐玄宗李隆基亲眼目睹了武则天以来唐朝宗室内部为争夺皇位而展开的多场殊死斗争，又对唐初太宗与李建成之间的血腥屠杀非常熟悉，他深知对其地位威胁最大的不是来自外部，而恰恰是李唐皇室内部。
当年太平公主阴谋动摇李隆基太子地位时，姚崇、宋璟等人就请求将李成器与李成义外任为刺史，“以绝谋者之心”（《旧唐书·让皇帝宪传》）。玄宗对这一点当然也是了然于心的。所以当他发现重臣张说私入岐王之家时，立刻贬其为相州刺史，目的就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王交结而危及皇位。
开元二年（714）六月，玄宗命宋王李成器为岐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后改名李）为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虢州刺史。次月，又命岐王李范为绛州刺史，薛王李业为同州刺史。
这一次任命诸王为刺史与当年唐太宗任命诸王为刺史的目的颇为不同，太宗的目的是为了屏藩皇室，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颇有些“封建制”的意味；而此次玄宗外任诸王为刺史，却是出于防范诸王危及皇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规定诸王不能亲掌政务，州务由长史、司马等上佐主持。同时他又规定诸王中每季必须有二人入朝，循环往复。表面上是为了强化兄弟友悌之情，其实是为了便于了解诸王动态，杜绝诸王与朝臣的联系，尤其是防止功臣与诸王交结，以免他们利用诸王特殊的身份搞不利于自己的活动。
玄宗外任诸王为刺史只是在开元初期一度施行过，待到其地位巩固，政治局势稳定后，便不再实施了。
开元七年（719），他便陆续将诸王召回京师。首先召回的是宋王李成器，并改封宁王。次年，又相继召回了岐王、薛王、申王等。开元九年，将豳王召回长安。至此，外任都督、刺史的诸王已全部都回到了长安。
玄宗的这一举动并不表示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诸王的戒备，而是他根据政治局势的变化采取了另外一种防范措施。
二、从五王宅到十王宅
在唐代前期，诸皇子年长后多令出阁，甚至外任刺史、都督，只有年纪幼小的皇子才不令出阁。如高宗在贞观中被封为晋王，因其是长孙皇后所生的最幼子，太宗怜之，不令出阁。
高宗时，睿宗为豫王，是武则天所生的最幼子，也不令出阁。中宗时，谯王李重福出任外州刺史，李重俊为太子，李重茂因年幼而不出阁，后来在李重俊死后竟然被立为皇帝。睿宗诸子，也就是玄宗和他的兄弟们，封王后也是出阁的，例如李隆基就曾担任过潞州别驾之职。他本人当了皇帝之后，其兄弟们也都是出阁的。
武则天统治时期，赐睿宗诸子宅第，当时号“五王宅”，玄宗的青少年时期就是与诸兄弟一起在五王宅里度过的。玄宗即位后，为了表现兄弟之情依然如故，又搞出了一个“五王帐”。
史载：“帝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号五王帐。”（郑处海《明皇杂录》逸文）后来，由于五王宅所在的隆庆坊扩建为兴庆宫，于是在兴庆宫附近给诸王赐宅，赐宁王、薛王宅于胜业坊，赐申王、岐王宅于安兴坊，“环列宫侧”。这样就可以仍然保持兄弟共居的格局。
玄宗在兴庆宫西修建了“花萼相辉之楼”，其南建了“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有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新唐书·让皇帝宪传》）。
玄宗即皇帝位以后，因为诸子年纪尚幼，所以皆未出阁，而是居住在皇宫之内。年纪渐长封王以后仍不令出阁，而是在长安安国寺东紧靠苑城另建了一座大宅，将他们安置于其中。《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曰：
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所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颖、永、延、盛、济等王，以十，举全数也。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家令日进膳。引词学士入授书，谓之侍读。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就封，亦居十宅。鄂、光废死，忠王立为太子，庆、棣继袭，唯荣、仪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
之所以称“十王宅”，举其全数，最初应为十二王，后来又加进来了几个王，于是便称之为“十六宅”。无论是十王宅还是十六宅，或者叫十六王宅，都不是指确切的人数。
十六宅位于长安城东北角，北面紧靠小儿坊，西面为安国寺，位置在今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至省金属结构厂之间，长缨路东西横贯其中。其东面紧靠夹城，通过夹城可以直入大明宫或兴庆宫，所谓“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就是指他们顺着夹城入宫向皇帝问安。
由于这些亲王均同居一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住在各自的王府内，按照唐制，每个王府各置有僚属，而这些僚属又不能住在十六宅内，只能住在外坊，上面所说的“府幕列于外坊”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亲王与其府僚并不能相见，只能每年四时向各自的主人通名问安而已，遂使这些所谓的王府官全都成为闲散之职。
这些亲王的饮食由家令统一供给，学习由侍读负责，并且有宦官专门管理十六宅的事务，唐后期称之为十六宅使。
如此严格的措施，不但将这些皇子们与朝臣隔离，从此远离政治，而且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成为金丝笼中的小鸟。自从唐玄宗兴建了十六宅以后，此后的皇帝大都不再放诸王出阁，而是将他们集中安置在十六宅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终唐之世没有变化。
三、百孙院
在这一历史时期还出现了所谓百孙院的建筑。这些亲王长大以后自然要纳妃生子，据载玄宗共生子三十人，所以其孙是非常多的。
这些人都与其父居住在十六宅显然不可能，也无法容纳，于是便在其外另建府宅以安置之。关于这个问题，《旧唐书·凉王瑶传》记载说：
外诸孙成长，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官，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
玄宗在很多年份里都要在华清宫度过冬季，通常于十月驾幸华清宫，第二年春季返回长安。因此在华清宫也建有十六宅和百孙院，皇帝驾幸华清宫时，这些皇子皇孙也要随同前往。为他们服务的宫人也是很多的，每院四百人，前面已经说过，诸王是分院而居的，为十几个王服务的宫人总数即达数千人之多。
这还不包括百孙院的宫人，每院三四十人，一说是二十四人，总数亦有数千人。在经济上玄宗也对这些皇子皇孙进行了控制，他们所得的月俸都通通收藏于宫中的维城库，集中供用。这些皇子皇孙封王后，照例还要赐给数量不等的封户，这部分的收入是否也入维城库，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既然自己的月俸他们都不能自由支配，那么这部分收入很可能也是要入维城库的。
四、圈在笼子的金丝鸟
除此之外，这些皇子皇孙的婚姻也不能自由，《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说：“太子、亲王、公主婚嫁并供帐于崇仁之礼院。”也就是说由崇仁礼院统一经办其婚礼。可是由于皇子皇孙人数太多，皇帝也不可能一一关照，致使其婚姻问题往往不能及时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要向一些有权势的人行贿，如杨贵妃的姐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就是这样的人，她们控制着皇子皇孙的婚姻。
史载：“十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皆以钱干婚赂韩、就使请，无不如志。”（《资治通鉴》卷216）
即通过她们向玄宗反映，才能如愿婚娶。到了后来，旧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即诸王所生的女儿因为无人关心，而他们的父母虽有心而无力顾及，以至于年纪渐大却迟迟不得婚配。
所谓“其女嫁不以时，选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赂自达”（《资治通鉴》卷238）。
这里所说的宦官，就是指掌管十六宅和百孙院的宦官，要给他们行贿才能够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因为这些人掌握着向皇帝反映问题的话语权，可以提醒皇帝该给哪些人解决婚姻问题了。
到了唐宪宗统治时期，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元和六年（811），以至于宰相出面向皇帝奏请要求解决诸王之女的婚姻问题，于是“诏封恩王等六女为县主，委中书、门下、宗正、吏部选门地人才称可者嫁之”（《资治通鉴》卷238）。
五、少阳院
不仅诸王如此，连太子也同样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在玄宗以前诸帝统治时期，太子皆居于东宫，而且在东宫还建立了一套职官制度。此外，东宫还统领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这就是十率府下辖的诸军府及其军队。
可是到了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却不允许太子再在东宫居住，所谓“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唐会要》卷5《诸王》）。也就是说，皇帝住在长安，太子就居住在皇宫中之别院；皇帝外出，他就住在皇帝所居的附近院落，而很少再像唐前期那样留太子在京师监国。这种做法后来也形成了制度，玄宗以后诸帝凡立太子多不居东宫，而是住在少阳院。
关于少阳院的称呼始于何时，史书缺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曾说：“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资治通鉴》卷233）可能在肃、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一称呼，最迟不会晚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少阳院位于大明宫内，在浴堂殿之东，温室殿两南。这是指在长安的少阳院，其实在皇帝乘舆所幸之处，太子所居的地方都可称为少阳院。
唐玄宗时期创立的十六宅、百孙院、少阳院（当时尚无这一称呼），表面上看似乎体现了皇帝对皇子皇孙的关爱，其实质却是出于对其防范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一做法被沿袭下来，并且制度化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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