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纪初的东北亚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真力量迅速壮大，给原有的东北亚地区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东北亚的各种政治力量被改变并且重新整合，新的秩序的开始建立。在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辽是女真人的宗主，女真人对辽朝贡称臣。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女真人要向辽履行诸多的义务，女真人已苦不堪言。到了辽朝末期，女真各部遭受的辽朝统治者骚扰和压迫有愈加之势，于是忍无可忍的女真人起兵反辽。
一、南宋初期的东北亚形势
在辽天庆四年九月，女真领袖阿骨打发兵攻打辽国的宁江州，虽然在此之前双方已经有过许多小型武装冲突，但这一次女真正式的拉开了灭辽战争的序幕。在经历宁江州、出河店战役并取得胜利之后，阿骨打于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改元收国”。在此后，阿骨打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攻辽计划。金天辅六年正月，中京、泽州相继被金军攻陷，辽天祚帝被迫西逃，灭辽战争有了重大进展，很快在天启三年辽天祚帝被金军擒获，辽国灭亡，金一举成为东北亚地区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
由于女真的强盛使得宋辽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促成了女真与宋结盟共同灭辽。但与此同时，宋也注定成为了下一个被灭的“辽”。就在辽被灭亡的同年十月，金军便南下大举攻宋，由此宋金由盟友关系进入了战争状态。在当时宋朝文人所作的《上乌林天使》一诗中，作者宇文虚写道：“当时初结两朝欢，曾见军前捧血盘；本为万年依荫厚，哪知一日遽盟寒。”此处生动地描写了宋金关系的急剧变化，双方由“同盟”向“仇敌”转化的情景。宋钦宗靖康二年，宋朝都城汗京被攻陷，宋徽、钦二帝相继被俘，北宋至此灭亡。
强大起来的女真改变的不仅是金和高丽间的关系，还使得高丽改变了其对外政策。女真在建国之前一度曾向高丽称臣，并且还经常向高丽进贡，这一时期两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高丽史》有载：“生女真……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偿事契丹及我朝。每来朝，以麸金、紹皮、良马为贽，我朝亦厚遣银币，岁常如此。”宋人针对女真向高丽进贡之事也有所记载：女真“今有首领三十，分领其众，地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
实际上，当时女真处于辽与高丽夹缝之间生存，时常要顾及两方并同时朝贡，这便是女真的两属性质，即臣属辽又是高丽的藩属。然而女真势力的增长，首先带来的是其与高丽关系的改变。女真不再对高丽进贡，并且以易懒甸女真归属问题为借口，在辽乾统四年攻打高丽，高丽在对女真的战争中失败，原属高丽的易懒甸九城为女真所占。
女真人在1115年建国后，由于金国军事、政治力量的增强使得金对高丽的外交手段更加强硬，这也加速了两国关系的转化，高丽在强压之下被迫向金称臣，并且遣使入金进贡。据《高丽史》载，高丽仁宗七年十一月：“两辰，遣卢令据、洪若伊如金进誓表”。到此时为止，金丽两国的主从关系明确确立，金“全盘继承辽在朝鲜半岛的宗主国地位”。
金在相继灭掉辽和北宋后并迫使以汉人为主体的南宋政权南移并向金称臣纳贡，这期间高丽在金的压力下亦向其称臣纳贡，于是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金、南宋、高丽取代了此前的辽、北宋、高丽成为新的三角关系。这新的三角关系中，从金、南宋、高丽各国情况来看，军事实力最强并且最有攻击性的是金；高丽对金称臣纳贡为的是自保；南宋国势更弱，并时常遭受金军的侵扰，只能苟且偷安。
南宋处于频遭侵掠的困境，自是无力频繁开展对高丽的政治交往，南宋虽有意结交高丽以牵制金之企图，但碍于形势亦无法实现。急剧变化的东北亚局势，使得宋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猜忌与防范，南宋的高丽政策也开始变得保守和冷淡，此时的高丽也是长期处于金的欺压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也不敢过多与南宋交往，更不敢因为交好南宋而得罪金人。正因为如此，在南宋初期，宋高丽政治交往很少，双方关系变得冷淡和疏远。两国的关系已经不复从前甚至渐行渐远，最终双方在宋孝宗隆兴二年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上的往来后，双方断绝了官方关系。东北亚地区金、宋、高丽三国博弈的局面遂告结束。
二、杨应诚出使高丽及南宋“假道高丽迎二圣”计划
为了防止高丽完全倒向金人一边，赵构即位后，曾派迪功郎胡蠡出使高丽，目的是离间丽金关系。胡龜的最终下落如何，宋丽两方面的史料均有记载。1128年六月，南宋又遣刑部尚书杨应诚等赴高丽，目的是假道高丽入境金国迎回徽宗、钦宗二帝，即“结鸡林以图迎二圣”。
这一计划是时任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应诚提出的，他向赵构建议：“由高丽至女真路甚径，请身使三韩，结鸡林以图迎二圣”。这个建议近乎天方夜谭。当时很多有识之人并不看好这一计划，当时杨应诚的顶头上司浙东帅臣翟汝文就指出：“应诚欺罔，为身谋耳；若高丽辞以金人亦请问津以窥吴越，其将何辞以对？万一辱命，取笑远夷，愿毋遣”。事实证明了翟汝文的担心。高丽国王在杨应诚等一行给其带去诸物金帛的情况下，仍然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南宋的要求。
此后杨应诚虽屡次上书高丽朝廷，但高丽并不改初衷，然仍欲“选日请附回表”。杨应诚答曰：“贵国君，必以为有害而不从，只欲使人还归，始终不许也”。由于屡次交涉的失败，杨应诚一行只得回国。当年十月，杨应诚回朝复命，宋高宗“以错负国恩，怒甚”。同月，高丽遣礼部侍郎尹彦颐赴南宋，上表陈述不能借道之原因。对此，南宋高宗亦无法责怪，但在如何接待高丽使臣的问题上南宋朝臣发生了争议。
事实上宋朝为厚待高丽早在北宋末年已将接待高丽使者的规格升为“国信使”，并且其馆伴由翰林学士充任。可是在宋朝如此厚待高丽的情况下，高丽却对南宋的要求并不热心。这使得南宋朝臣对高丽极为不满。以翰林学士叶梦得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废除高丽的国信使地位，叶梦得上书宋高宗：“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所以又恢复元丰旧仪，重新差中书舍人，罢‘国信’。”
最后宋高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但杨应诚的无功而返对宋朝君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大宋朝廷囿于“覃声教于四海”的一厢情愿，对高丽一向优礼有加，岁时赏赐不知几许，而一旦遭此大厄，高丽却束手作壁上观！殊不知，在国际关系中，各国历来均以本国利益为最高行为原则。宋朝皇帝贪大摆阔，以本国百姓的血汗钱招徕“远夷”，借此摆充“天朝大国”的空架子，委实荒唐。对南宋小朝廷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是维护好残存的半壁江山，以图恢复，至于从海路迎还二圣甚至进攻金朝云云，不啻于痴人说梦。
在此前后，南宋复遭金军大举侵掠，宋高宗一度避居海上。1129年八月，南宋得知高丽使者即将入贡，届时已在金国成为囚犯的宋徽宗也会派内臣、宫女各一人与之同来。南宋君臣疑虑高丽为金之间作，决定阻止高丽使节来宋入贡。同年十一月，高丽遣使赴金，进奉誓表，誓表标志着高丽正式成为金之藩属。而高丽此举更加增添了南宋对高丽的疑虑。翌年四月，南宋遣王正忠赴高丽，携带高宗对高丽国王的诏书，诏书称：“（宋）兹移仗卫，暂住江湖；若（高丽）信使之鼎来，恐（宋）有司之不戒；俟修边警，当问聘期。”南宋此举就是要阻止高丽使者入宋。
其后，南宋军队在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等指挥下取得一系列胜利，金军被迫北撤，宋高宗也得以从海上返回陆地。这时赴高丽的宋商卓荣，将此消息告知高丽仁宗。对此仁宗说：“前者，侯章、归中孕来请援，不能从；又杨应诚欲假道人金，又不从；自念祖宗以来，与宋结好，蒙恩至厚，而再不从命，其如信义何？”尽管仁宗如此说，但高丽无力也无意助南宋攻金，因此时高丽已被迫向金称臣朝贡，1132年二月，高丽遣崔惟清等赴南宋，并贡金百两、银千两、续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向南宋委婉表白高丽之困境，重申心向南宋之意，但这没有真正改善两国关系。
三、吴敦礼事件
1135年，宋丽之间又发生不愉快事件。这一年初，高丽西京发生叛乱。叛乱者“擅兴兵马、囚械官员”另立年号，征集兵卒，意欲侵凌上都。西京地处丽金前沿，城池坚固，易守难攻，且位置敏感；一旦叛乱者与金联合，后果将不堪设想。为尽快结束内乱，高丽国王下诏罪已，征伐与招抚并用；并且为了防止金支持叛乱势力而加强了和金国的联系。但这期间金朝正由于对宋战争而疲于应付。
从1134年起，宋朝发动一系列反攻，岳飞的军队收复襄阳等六郡，宋朝的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南宋的统治也得到巩固。因此，陷入与南宋战争泥潭的金朝此时很难再插手高丽的内务。就在此时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臣吴敦礼被南宋抗金的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面对高丽西京的叛乱，吴敦礼向高丽国王表示“近闻西京作乱，倘或难擒，愿发十万兵相助。”吴的大话完全出乎高丽的预料，对此高丽予以严词拒绝。
吴敦礼于1135年六月至高丽，九月返回。1136年二月，西京叛乱被高丽平定。九月，高丽派金稚规圭使宋，《宋史》载，髙丽使节至明州，南宋就赐银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高丽史》对此却有不同之记载：原来此前不仅吴敦礼在高丽仁宗面前肆意说出兵助平叛乱的大话，并且还有宋商陈舒赴高丽告谕高丽南宋打算遣使和西夏国使一同入丽，准备和高丽商讨假道高丽伐金之事。高丽使节金稚规至明州，就此二事质询明州地方官员。明州地方官员就此回复：“皆吴敦礼等专对之辞，非朝廷指授，宜深见谅，无致自疑。”高丽使节金稚规等于翌年四月自宋回国，并带去宋高宗之诏书。
总结
尽管《宋史》、《高丽史》记载不同，但此后两者关系更为疏远冷淡却是事实。其实以南宋的实力和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宋朝绝无可能从海路发兵十万入丽。吴敦礼的大话，与高丽人崔逢扬言“率千人生擒金主”一样，都是个人头脑发热的产物。宋朝上层对此恐怕一无所知。但高丽的指责令宋朝感到不快，与此同时，宋廷疑虑高丽来使是金人派来的间谍，于是宋廷阻止高丽使入京，仅由明州地方政府出面回牒。宋丽关系由于吴敦礼事件产生了阴影。至此以后南宋则再不向高丽派遣使节，高丽也很少再派使者出使宋朝。由赴高丽贸易的宋商来传递双方间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