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金书铁券（国家博物馆藏）
“杯酒释兵权”和“太祖誓碑”是宋朝建国初期两宗重大的政治疑案，不仅牵连宋朝开国的若干真相，而且关乎整个宋朝政治文化即“祖宗之法”的建构原委。然而，这两大问题疑窦丛生，致使学界聚讼纷纭。不论是“杯酒释兵权”，还是“太祖誓碑”，学界皆存在着信与疑两大派。具体而言，关于“杯酒释兵权”，学界是信者多、疑者少，而关于“太祖誓碑”，则是信者少、疑者多。如果没有新证据出现，这两大问题都很难形成定论。幸好，笔者在阅读明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条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皆相关的重要证据，即王审琦铁券。这条证据很少引起宋史学者的注意，因此笔者拟以王审琦铁券为切入点，重新审视“杯酒释兵权”和“太祖誓碑”，以期对这两大重要问题作出新的、令人信服的解读。
一 王审琦铁券
王审琦(925—974)，字仲宝，洛阳人，陈桥兵变前官至殿前都虞候，是陈桥兵变时殿前司中仅次于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的高级军官。入宋后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建隆二年(961年)为忠正军节度使，终官至使相，死后相继追封为琅琊郡王、秦王，谥号正懿。王审琦、石守信皆属太祖“义社兄弟”，史称二人“皆素归心太祖者也”。在宋朝开国武将功臣中，王审琦的地位仅次于石守信。《宋史》大臣列传首卷列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开国宰相，次卷即列开国武将元勋，其中石守信、王审琦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娶了太祖长女昭庆公主，石守信次子石保吉娶了太祖次女延庆公主，亦可见石守信、王审琦地位之特殊。
正因为地位太高，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遭到了太祖及其谋臣赵普的猜忌。“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太祖大悟，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杯酒释兵权”。一夜觥筹交错之后，所有参宴功臣都主动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开国元勋功高震主的局面似乎迎刃而解了，宋代典籍基本都是如此书写的(详见下文)。但这种书写显然太过表面，如此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完结，幕后的交锋与交易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宋代的典籍没有记载幕后，但明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所记王审琦铁券却间接表明了幕后交锋与交易的存在。《六研斋笔记》载曰：
五代王审琦既辅宋，封秦王……其后名允刚者，好古博雅，乐与名土大夫游，出其先世所传交游翰墨，并宋初赐券，历历可睹……券词曰：“运负鼎之雄材，统经邦之大略。一言兴天地之机，万世建盘石之固。黄河有如带之流，泰山有如拳之石。故使我念卿，使卿常袭宠荣，克保富贵。恕卿九死，子孙恕五死，云孙恕三死，如犯常刑，有司特各赦除。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建隆三年月日。”赐秦王券誓。
李日华(1565—1635)，浙江嘉兴人，明代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与董其昌、王惟俭齐名，互为知己，“博物好古，是正真伪”，同时交好超级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号墨林)，“纵观书绘名迹、彝鼎法物”。《六研斋笔记》完整记录了券词，但并没有说所赐之券是铁券。幸好，王审琦后裔、著名画家王蒙亦记载了王审琦铁券事。他说：“惟昔者宋太祖布衣时，有义晜弟十人，其长姓王讳审琦者，官至太师，赐铁券，封秦王，谥正懿。”很显然，《六研斋笔记》所说之“券”即铁券。王允刚即王甫，字允冈(刚)，号山斋，江苏常州人，王审琦十三世孙，王渊(死于“苗刘之变”)八世孙，元末明初人。王甫履历不详，仅知其与杨维桢(1296—1370)、倪瓒(1301—1374)、王蒙(1308—1385)、宋濂(1310—1381)等元末明初的著名文学家、画家交好。杨、倪二人曾为王甫藏品撰写过跋文，收录于《六研斋笔记》；宋濂曾为王甫山斋题词；王蒙是王甫同宗，曾为其山斋作记。
王甫所藏铁券应该是真的。理由如下：其一，从生活年代来看，王甫生活的年代与宋已相去较远，铁券只剩下了收藏价值，没有造假的必要；其二，从交游来看，王甫所交游之士多是“名士大夫”，如杨维桢、倪瓒、宋濂等，自然不能拿假的铁券让人去掌眼；其三，王蒙本人也是王审琦后裔，本身应该知道铁券之事；其四，李日华是著名鉴赏家，其所结交的收藏家、鉴赏家不仅人数多，而且水平高，如果是赝品，他必然会指明，其所著《六研斋笔记》《味水轩日记》中就有大量鉴定赝品伪作的记载。不过，《六研斋笔记》所载“赐秦王券誓”五个字定非券词内容，应是李日华对整个券词内容的总结。因为宋朝没有异姓在世封王者，所有异姓王都是死后追封的。
王审琦得赐铁券，与王审琦同等级别的武将元勋也应享有同等待遇。石守信、王审琦所在的《宋史》卷二五〇还有高怀德、张令铎、罗彦环、王彦升，紧接着的卷二五一中还有韩令坤、慕容延钊、符彦卿。显然，这两卷所列皆为开国武将元勋，他们皆有可能获赐铁券。
开国武将元勋得赐铁券，那文臣元勋呢？事实上，文臣元勋同样有得赐铁券者。如果不是一场特殊的军事政变，宋朝开国文臣元勋获赐铁券的事也许永远无人知道。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护卫军将领苗傅、刘正彦以诛杀弄权宦官康履及其依附者御营司都统制、签书枢密院事王渊为由发动政变，逼迫高宗禅位，史称“苗刘之变”。军事政变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为防止被秋后算账，苗、刘二人想到了铁券。《宋史·冯康国传》记载，冯康国“请褒傅、正彦如赵普故事，遂皆赐铁券”。《宋史》列传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为传主扬善溢美，赐苗、刘铁券，有可能是来自冯康国的建议，但更有可能是来自苗、刘的主动索取。当时参与平叛的韩世忠即言：“彼怙势恃众，胁取铁券，自谓不死，无有他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更有直接索取的记录，“傅、正彦退诣都堂，趣赐铁券”，宰相朱胜非“命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赵普故事”应该就是这样被“检详”出来的。赵普得赐铁券应该与王审琦是一批，并且应该是领头的，所以称为“赵普故事”。事实上，宋初之后，宋朝再也没有赐予过大臣铁券。所以，宋初以降，很少有人知道宋初赐铁券的事。号称“于古今事靡不考究”的程大昌(1123—1195)即言：“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苗、刘为何能突然想到铁券，这或许与其对手王渊有关。非常巧合的是，苗、刘的对手王渊恰好是王审琦的五世孙，作为对手，苗、刘很可能知道王家铁券事。“《宋史》多《国史》原本”，《宋史·冯康国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清楚地揭明开国文臣元勋赵普被赐过铁券。
那么苗傅、刘正彦为何要希图铁券呢？这得从铁券制度说起。铁券制度始于汉朝，以后历朝多相沿袭。汉高祖既定天下，“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藏之宗庙”，誓约有云：“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爱及苗裔。”此后，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皆有赐铁券的记录，其中尤以唐代为盛，逐渐流于滥赐。从汉至唐，铁券颁赐虽然很多，但记录最完整的当数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赐给吴越王钱镠(852—932)的铁券，《枫窗小牍》作者袁褧、名士陆游都曾亲见钱谬铁券及其券词。比较钱镠、王审琦铁券券词，钱谬铁券券词长达315个字，而王审琦的只有99个字。不过，钱镠铁券券词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序言，说明颁赐原委；另一部分才是誓约。钱镠铁券誓约只有62个字，即：“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王审琦铁券券词对应的只是钱镠券词的誓约部分。从汉高祖“剖符作誓，丹书铁券”以及钱谬、王审琦铁券来看，铁券当有两大元素，即誓约和作为誓约载体的铁质材料。誓约内容一般指向永远，誓主常常以自我诅咒的方式保证誓约永远有效，如果违誓，誓主将会遭受难以承受的惩罚，如王审琦铁券券词中说：“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从汉高祖开始，誓约多以山河为誓，也是为了象征“义存长久”、“永永无穷”。“义存长久”之誓约，相应地也需要“永永无穷”之载体。从便于券主收藏的角度来说，铁质材料无疑是最好的载体，“取录功坚久之义，故以铁为之”，足以“传于无穷”。誓约和作为誓约载体的铁质材料是完全一体、不可分割的。秘书省正字冯楫在劝苗傅恢复高宗皇位时四次提到“誓书铁券”，其所言“誓书铁券”，显然不是“誓书”与“铁券”两样东西，而是一样东西。苗傅、刘正彦索取铁券，显然是想借助铁券理想化的免死功能来自保，即“自谓不死，无有他虞”。
二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的关联
关于“杯酒释兵权”发生的时间，《宋史·王审琦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皆系于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而《宋史·石守信传》却系于乾德元年(963年)，综合来看，当以建隆二年七月为准。开国武将功臣参加“杯酒释兵权”酒宴者的名单不详，各种版本皆以“石守信、王审琦等”代表参宴者，这也可见石守信、王审琦的确是宋朝开国武将功臣中高居前两位的人物。
“杯酒释兵权”本质上是一种赎买式的交易，开国武将功臣们放弃禁军统帅权，太祖则承诺永保开国武将功臣们的荣华富贵。当晚觥筹交错之际，君臣如何达成妥协，各个版本记载的情景大同小异，其中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载最早，兹转录于下：
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磨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
从太祖与参宴者的对话来看，太祖向开国武将元勋们传达了两个明确的信息：一是解除军权，二是保证开国武将元勋及其子孙们的富贵。即《宋史》所论：“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对于开国武将元勋们来说，这一交易无疑是人生中最重大的交易，不仅关乎来之不易的权力之得失，还关乎子孙后代的命运。
如此重大的交易，开国武将元勋们会完全相信太祖酒桌上的口头承诺吗？当然不会。尽管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与太祖关系极好，但在重大利益面前，稍微理性的人都不会完全相信口头的承诺。作为放弃军权的代价，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一定需要在口头承诺之外，有更正式的制度保障。可是，宋代的典籍都只记载了太祖的口头承诺，看不到正式的制度保障。宋代典籍没有记载，并不表示正式的制度保障不存在，铁券就是正式的制度保障措施之一。
比较王审琦铁券券词与太祖宴会上的口头承诺，可以发现，二者意思基本一致。第一，都承认石守信、王审琦等为大宋开国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勋，一说“运负鼎之雄材，统经邦之大略。一言兴天地之机，万世建盘石之固”，一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已”。第二，都承诺永保富贵，一说“常袭宠荣，克保富贵”，一说“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相对而言，铁券券词更为正式和完整，除了增加“恕死”的内容外，更重要的是有了天谴式的保障，即如果违誓，大宋将会遭受难以承受之惩罚，“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很显然，王审琦铁券是太祖宴会上口头承诺正式化、制度化的结果。
时间间隔也可以体现出王审琦铁券与太祖宴会口头承诺之间的关联。“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建隆二年七月，王审琦铁券颁赐于建隆三年(962年)，彼此相隔半年左右。铁券制度虽然源远流长，在唐代更是呈泛滥之势，但宋朝皇帝对于这一制度的应用却是非常谨慎。相较于宋之前的唐朝和宋之后的明朝，宋朝铁券不仅颁赐的数量极少，而且只存在于宋初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太祖在口头承诺大约半年之后才赐予王审琦等人铁券，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哪些人应该颁赐？受赐者受的权力到底应该有多大？铁券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些问题都得三思而后行。
之所以如此慎重，与宋朝皇帝的法律意识有着内在关联。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朝以“尚法令”著称。名臣苏辙曰：“今世之弊，弊在于法禁太密，一举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为言，而不问其意之所属。是以虽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为于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名儒叶适亦曰：“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不仅是大臣，皇帝也同样感觉到时时受法律的束缚。太祖曾令后苑造熏笼，因要走很多流程，最快也要好几天才能送达，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赵普对道：“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神宗皇帝亦言："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铁券，说到底是法外开恩，以绝对的皇权将券主置于国家法律约束之外，本质上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
正因为铁券不在国家法律约束的范围之内，故铁券的保存方式便非常的特殊。程大昌《演繁露》“铁券”条记载：
《唐代宗纪》：“功臣皆赐铁券，藏名太庙，画像凌烟阁。”……铁券半缺，形如小木甑……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诸得券之人，故今存于世者，形如半甑，正与契券两别之理相应也……后世铁券，要之取录功坚久之义，故以铁为之。其谓形如半甑者，正是一札而两分之也。是命以铁为券，无有辨其所始者。按《汉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柜石室，藏之宗庙，其殆铁券所始耶……汉曰契，后世曰券，皆结约之谓也。
程大昌号称“于古今事靡不考究”，他对于铁券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铁券皆为一式两份，“中分其器而二之”，“一札而两分之”，合起来像个小木桶，即“形如小木甑”，分开则“形如半甑”。“半甑”，也就是瓦状，“形宛如瓦”。一式两份，一份自然藏于券主之家，另一份该藏于何处呢？另一份的收藏地点非常微妙，它并非简单地“藏官”，而是藏于皇家圣地太庙(宗庙)。铁券藏于太庙(宗庙)大概有两层象征意义：一是以皇家列祖列宗的名义保证誓言永远有效。在崇尚孝道的中国，以祖宗名义起誓，是最高等级的起誓。二是铁券庇护的内容超出国家法律，只能以超越国家法律的绝对皇权让券主享受法外之恩。王审琦等人放弃军权，并非心甘情愿，是在家族利益得到皇权最大程度的补偿之后不得已而为之。
三 王审琦铁券与“太祖誓碑”的关联
铁券赋予开国元勋们法外特权，不论如何贪污、违法，他们都享有死罪豁免权。但是，能享受此种法外特权的毕竟是极少数，多数辅佐太祖开国的大臣是享受不到的。在任何时代，人才队伍都是阶梯式的，赵普、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属于大宋开国一等功臣，依次必然会有二等、三等功臣。正因如此，铁券安抚了极少数的开国元勋，但又可能引起更多人的不满。那怎么办？宋朝皇帝对于铁券的颁赐是非常慎重的，显然不能让铁券泛滥，最佳的办法就是给予开国大臣们一种集体性的安抚。这应是“太祖誓碑”产生的原因。
“太祖誓碑”的信息最早出自南宋初年曹勋之口。曹勋(1098—1174)以恩荫得补武官，靖康之变，“从徽宗北迁”，得到徽宗信物和圣谕，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逃归南京应天府，进献于高宗。曹勋从徽宗那里带回来的一条重要圣谕就是“太祖誓约”。不过对于“誓约”的内容，曹勋自己的记载却存在重大分歧。其《北狩见闻录》记载，徽宗宣谕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其《进前十事札子》则记为：“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正是曹勋陈述的内在矛盾，让围绕“太祖誓碑”的诸多疑问有了廓清的可能。
第一，徽宗到底说的是“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还是“誓不诛大臣、言官”。《北狩见闻录》，四库馆臣认为是曹勋在“建炎二年七月初至南京时所上”，景新强认为是绍兴十四年(1144年)曹勋为自己仕途、名位而处心积虑写就的谄媚之书。《北狩见闻录》当时最关键的政治价值在于塑造高宗继位的合法性，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惟述密赍衣领御书及双飞蛱蝶金环事，则勋身自奉使，较他书得自传闻者节次最详……且与高宗继统之事尤为有关”。曹勋“人品卑凡”，“专事请求”，以其谄媚、钻营的性格，此书上于建炎元年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北狩见闻录》的成书，一种可能性是：该书的见闻皆记于颠沛流离之中，建炎元年所上属于草稿，绍兴十四年或是完善之后的定稿。曹勋《进前十事札子》同样写于建炎元年到南京之后，但从时间先后来说，《进前十事札子》应该晚于《北狩见闻录》。从篇幅、语言和所述内容来看，该札子肯定是在曹勋安顿好之后深思熟虑写就的。因此，徽宗告诉曹勋的应该是“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而不是“誓不诛大臣、言官”。曹勋为什么要将“宦官”改成“言官”？或许是形势使然。南宋初期，宦官势力非常强，高宗“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最终激起“苗刘之变”。曹勋在正式奏札中将誓不用宦官改为誓不诛言官，既可以免于得罪势头正盛的宦官，又可以讨得士大夫群体欢心，可谓一举两得。
第二，“太祖誓约”的内容是否涉及宦官或言官。前面说过，誓约藏于太庙，象征着以列祖列宗的名义起誓。如此重要的誓言，必然是关乎当时紧迫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少数开国元勋享有铁券的情况下，安抚其他开国功臣自然是紧迫而重大的政治问题，那宦官或言官呢？仔细分析宋初的政治情势，宦官和言官皆非当时紧迫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就宦官而言，宦官在唐代曾经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到唐末，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尽屠宦官，废神策军，标志着唐代宦官政治的终结”，自此以降，整个五代时期，宦官势力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政权的威胁都不再是严重的问题。到建隆三年，宦官政治已经终结了60年，宦官问题不应该是太祖考虑的紧迫性问题。就言官而言，整个太祖时期，言官制度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宋初台谏大体延续着五代时期‘殆如虚器’的状态”。显然，在宋初的政治环境中，太祖完全没有必要将宦官或言官问题纳入“誓约”。因此，所谓的“太祖誓约”，应该只有“誓不诛大臣”一条内容而已。
那如何看待徽宗的宣谕和曹勋的记述呢？徽宗宣谕应该是既提到了“太祖誓约”，也提到了宦官，但说的应该是两件事，曹勋却误记成了一件事。宦官问题在太祖时不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在徽宗自己的时代，尤其是北宋灭亡前夕，宦官问题却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宦官童贯，官至签书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是宋朝宦官唯一官至执政者，“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时人称为“媪相”。宦官梁师成，“窜名进士籍中”，是宋朝宦官中唯一的进士，官至太尉，“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对于童贯、梁师成乱政，沦为阶下囚的徽宗，不可能不痛自反省，并将反省后的认识告诉曹勋。大概因为徽宗谈“太祖誓约”和宦官问题的时间比较接近，曹勋误记成了一件事。
第三，“大臣”的范围。“誓不诛大臣、言官”，虽然“言官”是曹勋以私意擅改，但折射出“太祖誓约”中“大臣”之所指。宋代的言官包括御史台和谏院两大机构的官员，其中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地位最尊，号称“执政四入头”之一。从语法角度说，““大臣”与“言官”并列，那么“大臣”在内涵上是不能包括言官的。根据《国朝官品令》记载，御史中丞为正三品。其上尚有正二品的御史大夫，但并不实际除授。因此尽管御史中丞的级别已经很高，但誓约中的所谓“大臣”，当指比御史中丞级别还要高的高级官员。兹列举几则宋人所说大臣仅指高级官员的史料：孙洙(1031—1079)说：“国家定令，宗室、妃主、外戚及大臣之家，皆得度僧造寺。”元符元年(1098年)，知枢密院事曾布曰：“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令(梁)焘更有罪恶，亦不过徙海外。”哲宗曰：“祖宗未尝诛杀大臣，今岂有此。”《朱子语类》记载：“祖宗凡大臣死，远地不及临者，必遣郎官往吊。”《朝野类要》记载：“凡大臣等薨，皆有礼例，特辍视朝三日或五日”；“本朝礼例，每大臣薨，皆驾幸其府第”。其中，孙洙所言“大臣之家”，只能是指执政大臣，或者与执政同级别的大臣，因为宋朝法令明确规定，只有执政级别的大臣，才有资格“度僧造寺”，即所谓“执政得立功德寺”。梁焘官至尚书左丞，属于前执政官。其他几则史料中的“大臣”，也明显是指向高级官员。
那么宋代的大臣具体包括哪些官员呢？就元丰改制前来说，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执政官，即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的长官；二是使相、节度使等高级武将。名臣富弼在上神宗皇帝的奏疏中说：“千官百职，岂尽烦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谓大臣者，不越十数人。”此十数人，应该就是指三大机构的正副长官。执政大臣卸任，其“大臣”身份仍然有效，即所有前任执政都属于“大臣”的范畴。至于高级武将，其“大臣”身份，某种程度上是比附执政的结果。使相，文臣、武将皆可担任，自不待言。节度使，宋朝明确规定，“恩数与执政同”。从官品来说，“执政在正二品，节度使在从二品”，因此“大臣”应指二品以上的官员。从“太祖誓约”原本的“大臣”含义来看，整个宋朝，真正违背誓约的仅有高宗诛杀张邦昌、岳飞。
第四，士大夫政治对“太祖誓约”的选择与演义。“太祖誓约”，曹勋是唯一的信息源，但曹勋却提供了两个版本。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版本的命运截然不同。后续引用者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誓不诛大臣、言官”，而“誓不诛大臣、用宦官”再也没有人提起。这种结果显然是由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偏好决定的。在选择了第二个版本之后，士大夫们仍不满意，从而出现了对“太祖誓约”的演义与改造。总体而言，越早的文献越接近于曹勋原话，相反，越晚的文献越偏离于曹勋原话。兹将宋人引用的情况排列于下。
最早引用者。《三朝北盟会编》载：“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言有”明显是“言官”之误。《挥麈录》载：“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
较早引用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载：“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较晚引用者。《秘史》载：“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仅就“不诛大臣、言官”来说，从“誓不诛大臣、言官”到“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再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范围逐渐扩展到整个士人阶层，这显然体现了士人阶层的集体意志。
第五，“太祖誓约”与“太祖誓碑”的关联。最早的信息提供者仅提到了誓约，并没有提到誓碑。但如果通观中国古代誓约的存在方式，可以发现，誓约往往都会借助便于永久保存的特殊载体而存在。小型载体多会选择铁质材料，从而形成铁券；大型载体多会选择石质材料，从而形成石碑。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誓约与铁券、誓约与石碑往往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说“誓书铁券”的时候，“誓书”与“铁券”不是两样东西，而是一样东西。同样地，虽然曹勋仅提到了誓约，但誓约藏于太庙，就应该是以誓碑的形式存在的。绍兴七年(1137年)，有上书高宗者言：“陛下当乘此机会，召诸大臣，尽赴行在，愿陛下引汉高故事，亲为盟主，杀白马而誓之，令张浚书名金石而藏诸宗庙，拜浚为大都督以辅陛下。”此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表明誓约书之金石即是誓碑，“藏诸宗庙”即是“藏于太庙”。
第六，“太祖誓碑”与铁券的关联。因为誓碑是为了安抚没有铁券的开国功臣，誓碑建立的时间大约应该与铁券颁赐的时间同时。王审琦铁券颁赐于建隆三年，太祖誓碑同样建立于建隆三年。“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艺祖受命之三年”，刚好就是建隆三年。除了时间一致之外，在誓约的语言逻辑上，二者也基本一样，先承认庇护对象有超越法律之豁免权，再以违誓必受不可承受之惩罚作为保证。铁券说“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誓碑说“违者不祥”，或者说“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七，铁券誓碑为何秘而不言？誓碑只有一块，守住秘密比较容易。铁券有很多块，何以能守住秘密？公开的铁券信息恰好可以解释这一疑惑。宋初颁赐铁券有两种情况：一是打算颁赐却未颁赐者，一是切实颁赐者。非常诡异的是，切实颁赐者皆秘而不言，打算颁赐却未颁赐者则从不忌言。建隆元年(960年)，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起兵反宋，太祖欲赐铁券“以慰安之”，但是李重进“不受铁券”，太祖最终不得不以武力讨平之。这事广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李重进传》《太平治迹统类》《东都事略》《宋十朝纲要》等书。相反，切实颁赐者，在北宋是讳莫如深的。为何如此？关键在于铁券意味着法外特权，是不能让世人知道的。誓碑与铁券遵循着同样的逻辑，也是不能让世人知道的。《秘史》记载，“新天子即位”，“恭读誓词”，“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大致是可信的。誓碑与铁券信息之所以在南宋初年几乎同时显露于世，是因为当时赵宋政权濒临覆灭，完全顾不上保密了。
四 结语
建隆二年七月，“杯酒释兵权”；建隆三年，颁赐王审琦等开国功臣铁券；建隆三年，太祖誓约碑藏于太庙。这三件事看似彼此孤立，实则有着内在的关联。由于存在特殊的保密需要，后两件事在宋人的记述中若隐若现，从而导致三件事之间的内在关联扑朔迷离，难以把握。解码宋初这些重大历史疑案，需要贯穿相关历史疑案的关键钥匙，而王审琦铁券刚好就是一把关键的钥匙。
“杯酒释兵权”本质上是一种赎买式的交易，即太祖以其他高价值资源赎买开国武将功臣们的禁军统帅权。赎买当然不能仅仅靠酒桌上的口头承诺，还需要太祖拿出切实有力的保障。颁赐开国元勋铁券就是太祖拿出的最切实有力的保障措施，因为铁券意味着券主永久性地享有国法之外的政治特权。正因为如此，成功颁赐的铁券不太容易进入宋代正常的历史书写，从而使得后来者只能看到太祖的口头承诺。
铁券解决了开国元勋们的安抚问题，但是宋朝开国功臣不仅仅只有少数元勋。在赋予少数元勋法外特权之后，地位稍次一些的其他开国功臣不可能没有想法。为了安抚所有地位较高的开国功臣，太祖定下了“誓不诛大臣”的誓约，并藏之于象征皇家圣地的太庙。
“誓不诛大臣”中之“大臣”，指的是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具体包括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的前任和现任正副长官以及节度使以上之武将。在宋初的政治情势下，宦官和言官皆非紧迫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太祖完全没有必要将二者纳入极为神圣之“誓约”。徽宗宣谕，应该既提到了“太祖誓约”，也提到了宦官问题。因为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曹勋无法做到认真聆听和书写，慌张失措地将两个问题混写成了一个问题，于是出现了“誓不诛大臣、用宦官”的誓约。回到高宗身边后，迫于宦官权势，曹勋又将誓约改成了“誓不诛大臣、言官”。
两个版本的“太祖誓约”，南宋士大夫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誓不诛大臣、言官”。时间越往前，士大夫们引用的“誓约”越接近于曹勋原话，相反，时间越往后，越偏离于曹勋原话。从“誓不诛大臣、言官”到“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再到“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约的变化明显带有士大夫政治演义的痕迹。
因为“太祖誓约”原本庇护的对象只是高级官员，所以宋朝虽然存在不少诛杀一般官员或士人的行为，但皆不能构成“誓约”不存在或皇帝违背“誓约”的证据。整个宋朝，真正违背“誓约”的只有诛杀张邦昌和岳飞，一个做过伪楚皇帝，一个是高宗昏庸无道最有力的证明。不过，在中国古代王朝中，能基本做到不诛杀高级官员的也只有宋朝。
“山河誓始终”，古人誓约多以山河起誓，是希望誓言像山河一样永恒不变。因为誓言是指向永恒的，相应地，誓言之载体也必须是可以“传于无穷”的。就小型载体来说，铁质材料是最好的选择。誓约刻诸铁券，就形成了誓书铁券。“誓书铁券”不是“誓书”与“铁券”两样东西，而是不可分割的一样东西。就大型载体来说，石质材料是最好的选择。誓约刻诸石碑，就形成了誓约碑，简称“誓碑”。自汉代以来，正常情况下，铁券誓碑皆藏于皇家圣地太庙(宗庙)。一来表示皇帝以列祖列宗的名义起誓，保证誓约永远有效；二来表示誓约赋予的特权超出了国家法律的范畴，只能存放于象征皇家私地的太庙。与“誓书铁券”一样，誓约碑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当看到太庙中藏有誓约的时候，即使没有提及碑的存在，也大致能想到誓碑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铁券和誓碑在北宋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或者记载极少，或者完全没有记载，南宋虽然不再保密，但时间相隔已很久远，信息能够存留于世的连一鳞半爪都算不上。由于信息过于残缺，部分环节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文对于铁券、“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三者关联的阐释，只是基于目前有限史料的一种可能性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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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寅，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