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这是孟森先生在其论著《明史讲义》中的一句话。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许是因为从万历十五年开始，万历帝就开始了严重怠政行为，并创下了30年不上朝的纪录。
传统看法认为万历帝的怠政，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几乎陷于瘫痪，从此回天无力，以致《明史·神宗本纪》中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但在黄仁宇先生的描述中，我看到的，却是一位被礼制压抑挣扎却最终选择以沉默消极反抗的“普通人”。
万历帝九岁登基，在冯保的陪伴和首辅张居正辅佐下生活学习，处理政务。因而在这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还在父母身边享尽宠爱的年纪，我们年幼的小皇帝就不得不过早地步入全中国最为复杂和变幻莫测的朝堂之上。
皇帝尚属年幼，教育问题自是一刻都不得怠慢。于是首辅张先生自然而然地操办了关于皇帝的一切教育事务。经书、书法、历史，充斥着小皇帝的日常生活。而对于张先生，万历则始终充斥着一种敬畏之情。
不仅是张居正，慈圣太后对幼子也极为严厉。在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监视下学习，万历进步神速。而不管学习何种知识，其目的无非都是希望万历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因而他也无一刻不被众人所提醒着做皇帝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
即使后来的万历早已看出这所谓的礼制背后，纠葛的是不为人知的目的，而在当下，他还是足够认真而虔诚的。
自明初朱元璋废相后，内阁逐渐成为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组织。这打破了由宰相操控一切，分割皇权的可能，加强了皇帝权力，但也把国家兴衰完全压到了皇帝一人肩上。这就要求皇帝个人具备那种勤政热情和处理军国大事的能力。
事实上，由于世袭皇权的限制，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从小锦衣玉食下成长的其他皇帝，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毅力和热情。
例如万历的祖父嘉靖登基后，一心修炼丹药，不理朝政，而万历的父亲，更是平淡庸碌，对朝政毫无所知，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呈奏。至于万历，年龄则是最大的限制。因此，被万历及慈圣太后全心信任，极富能力的首辅张居正，便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在辅佐尚处年幼的万历帝的时候，张居正开始运用他的强力手段推行改革。
在政治上，他综核名实，严格考科官吏，予以奖惩，凡不称职者，一律黜退。在税收上，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县按照规定，把税收全部缴足，但由于要求过于严厉，给全体文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到达顶点，一旦反弹，必定来势汹汹。
在经济上丈量土地，抑制豪强，保护小农经济并且支持发展工商业，从而实现富国强兵。
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最先表达不满的便是文官集团，他们或因自身利益被触及，或因一直活在张居正的压制下，而对张居正抱有极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便演变成了对张居正的弹劾和污蔑。
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就被冠以私受贿赂，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等这样的罪名。这种带有报复性的清算运动，在一瞬间抹去了张居正对于国家所作的种种贡献，必然使其改革也随之付诸东流了。
在重文轻武的政治理念里，因抗倭而声名大噪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因有兵重危政之他虑，而倍受排挤，最终被当政者罢官弃用。在民间，从小在正统思想下成长的李贽，却因重物质，轻功利，反对“重农抑商”等等思想，而为世俗所垢，最终也被祖宗制度所迫害，自刎于狱中。
这种传统礼制对于个人人性的压制无处不在。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有人借此阳奉阴违，有人在付出全心信任后反被其所伤而消极度日，有人敢于当面质疑离经叛道，有人在二者之间渴望寻求一种平衡。不管如何，这些人都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努力过，争取过，受伤过。
一个朝代的建立或许不易，但不破不立，打破旧制，便是一片新天地。但王朝的覆灭却绝非一朝一夕，有些旧制深入骨髓，变成顽疾而难以根除，只能拖着沉重的身躯继续前行，纵使前是深渊，也难以转向。不管是万历帝，张居正，还是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他们都是这种礼制政教结构下的囚徒和牺牲品。一个王朝的覆灭又怎能说是万历皇帝一人之过呢
参考资料：《明史》,《万历十五年》,了解更多历史故事，欢迎关注钧儒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