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是西南地区历史上最大的政权。
唐初,云南西部洱海一带部落林立,较大的有六个不相统属的政权,史称“六诏”。
当时唐朝与吐蕃是军事实力相当的两个强国,云南地区各部落夹在中间,多采取左右摇摆的外交政策。
与其他五诏不用,最南边的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吐蕃威胁较小,因此采取始终依附唐朝的外交策略,从来不跟随吐著进攻唐军。
在唐朝支持下,南诏不断壮大,开始进行统一战争。
738年,南诏部落首领皮罗阁消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南诏国,被唐朝封为“南诏王”。
南诏与唐朝原本非常友好,其统一六诏就是借助唐朝之力。
双方往来也相当频繁,有些南诏首领在继位前都曾经在唐朝任职为官,对唐朝非常熟悉。
唐朝对南诏首领也非常重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都给予南诏王赐与礼遇,武则天还在长安盛情招待南诏首领。
因此,南诏后来的独立与北宋时期的西夏有很大不同。
西夏开创者李继迁及其父辈子孙均未在中央政权的其他地方任职,世代只关注当地风土人情,对中原其他地区不甚了解,也缺乏认同感。
而一些南诏首领或其子孙则在南诏以外的中原地方任职,有“留学”和社会实践经历,仰慕中原文化,认同中央政权,并不反对统一。
后来反唐独立完全是被逼,因此换了国王后还是归顺唐朝。
南诏建国称王时,正值唐朝开元盛世。
在唐朝强盛的国力支撑下,边疆个别将领恃强凌弱的事件时有发生,毕竟任何朝代的将领官员素质都是参差不齐的。
但这些事情多了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麻烦或灾难,南诏脱离唐朝也根源于此。
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蛮横腐败,对南诏官民敲诈勒索,甚至敲到南诏国王的头上。
750年(天宝九年),南诏国王皮罗阁已逝,其子阁罗凤当政。
当阁罗凤按当地礼节携妻赴姚州拜会张虔陀时,身为唐朝都督的张虔陀,竟然当面污辱阁罗凤的妻子,惹怒了阁罗凤。
不但如此,张虔陀还派人到南诏阁罗凤处索贿并辱骂,同时向唐朝政府诬告阁罗凤有谋反迹象。
阁罗凤派专使远赴长安向唐玄宗控诉张虔陀的罪行,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对此事不予理会。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本身就是靠裙带关系和行贿受贿爬上宰相职位的,井无政治眼光,分不清利害关系,也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敏感性。
阁罗凤感慨“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
于是,干脆奇袭云南郡,把张虔陀杀掉,并攻取其他数十处州郡。
擅自杀掉唐朝大臣并侵占领地是很严重的事件。
第二年,唐朝8万大军压境时,阁罗凤表示谢罪,“切陈丹款,至于再三”,并表示愿意退出所占领的士地,归还俘虏。
阁罗凤第一次请和与谢罪应该比较真诚。
阁罗凤特使对唐军主帅鲜于仲通说:“虽然吐蕃早已对南诏威逼利诱,但南诏仍然一心向唐。吐蕃已是虎视眈眈,依据情势,如果唐军执意要进攻南诏,唐南双方交战,吐蕃将坐收渔翁之利。”
但唐军不为所动,继续向洱海地区进发。
中途阁罗凤第二次遣使者请和,并警告唐军:“如果唐朝逼人太甚,南诏将不得不投靠吐蕃,到时整个云南都非唐所有。”
唐军不仅不允和,反而扣留了南诏使臣。
而南诏也在认真着手联合吐蕃拒唐。
阁罗凤第三次派出使臣求和,是在唐兵包围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腹地之后,此时的求和应该是故意放低姿态诱敌深入的一种战术了。
唐帅不明就里,仍按部就班,计划用奇兵从苍山西坡突袭,大军由水道向西进攻,东西夹击,可一举而下南诏太和城(今大理)。
南诏向吐蕃求援,当时,吐蕃大军正驻守在洱海北部,闻讯急驰洱海之滨,与南诏军队联合,猛攻宿敌唐朝军队。
唐军惨败,军心动摇,加之腹背受敌,最终被一举击溃,唐军死亡6万余人,1万余人被俘。
第一次天宝战争以唐军全军覆没告终,阁罗凤乘胜占领现在的云南省全境。
经此一役,南诏彻底脱离了唐朝,转而依附吐蕃。
战后,阁罗凤自立国号为“大蒙”,接受吐蕃册封的“赞普钟(意为小赞普)蒙国大诏”,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
此役南诏军也损失惨重,阵亡5万。阁罗凤之子风伽异回师途中感慨故争之惨烈,作《归师曲》:
天径云开马蹄扬,旌风卷虹霓。自号海螺,声震古道。锋鞘空鞍少年郎,盔插山茶独一朵。战马嘶啸,蹄打磐石寻旧路。报子频传,洱河渡口万人歌。饮马洱河濯藩,慢马敌血洗。擦净长剑,寒光射日月。归师乐,乐无穷,戈海刀林我出没。横扫唐师十万众,是非属谁说。得胜归喝回归酒,刀兵无情多愁人。多少诏民沙场死,五万寡妇泪淋淋!
风伽异曾长期在唐为官,工于诗词也不奇怪。
早在其祖父皮罗阁在位时,风伽异就在唐朝禁卫军中任职,后来任唐朝省级干部(刺史)。
在这次战争中,唐军主帅鲜于仲通“逃师夜遁”,只身返回。
由于鲜于仲通和宰相杨国忠交好,竟然谎报为军事胜利。
唐玄宗听信了“南诏勾结吐蕃谋反唐朝”的说辞,一方面为败将设宴庆功升官,另一方面责令杨国忠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再征云南。
宰相杨国忠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征战云南的唐朝军士不在西南征调,而是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征集。
北方人风闻云南为蛮荒之地,“瘴气”袭人,历来去者无还,纷纷逃避兵役,闹得人心惶惶。
唐代诗人杜甫目睹当时唐军征兵之弊,写下了诗作《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754年(天宝十三年),唐玄宗任命前云南都督李宓为主帅,征发战士10万,负责运送粮草辎重的兵卒10万,共20万大军,以必胜的决心再征南诏。
此前一年唐朝曾发兵3万讨南诏,南诏军趁其立足未稳大破唐军。
李宓出征前到恩师处辞行,并请教方略。
恩师勉励其以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法,攻心为上,并推荐文武双全的侄儿郭仲翔随军。
可惜郭仲翔有马谡之谋,李宓无诸葛亮之智。
李宓入云南,令唐军日夜急行到姚州,即行攻击南诏军队,南诏军队败退50里。
郭仲翔建议:班师回姚州,然后派人先播将军的威德,招当地兵民,使其内附,不可深入其地,以免中计。
李宓却认为敌人已丧胆,应乘胜追击。
唐军迅速抵达洱海之滨,从三个方向对南诏都城太和城形成包围之势。
南诏形势万分危急,阁罗凤再次向吐蕃求援。
李宓采取水陆协同作战的战术,一面命令士卒日夜赶造战船,做好从洱海渡水作战的准备,一面指挥军队在陆地从两个方向猛攻。
三路大军均不顺利,几乎成了第一次天宝战争的翻版。
阁罗凤派兵奇袭唐军水师,捣毁唐军造船厂,抢获全部船只,唐军水师大败,尸横遍野,溃不成军。
唐军陆地进攻也受阻于南诏的精锐部队,主帅李宓亲自上阵,仍不能破戈。
这时吐蕃军队驰援南诏,出其不意抄唐军后路,唐军“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主帅李宓沉江,7万唐兵覆没。
从南面进攻南诏的唐军,经过激烈苦战,突破关隘天险,直逼太和城下。
但太和城的南诏军队以逸待劳,利用强弩药箭歼灭了这支已经实现战略目标、但也筋疲力尽的唐军。
战争过后,阁罗凤将唐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建成一座“大唐天宝战士冢”,即习称的“万人冢”,岁时祝祭,他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
阁罗凤以全胜之军,为唐军将士裹尸收兵,“祭而葬之,以存恩旧”,并令人撰文,勒石刻碑以诉衷情,是极有政治远见的明君之举。
阁罗凤在太和城立了一个石碑,叙述事件始末,表示叛唐出于不得已。
他对臣属说:“南诏后世可能又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
这个石碑称“南诏德化碑”,被誉为“云南第一大碑”,碑文约3800字,目前仅存800余字。
其中内容列举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特别是张虔陀欲立边功,不时谋划军事袭击南诏,并在人事任用上企图孤立南诏,并故意加重南诏的赋税征收,有明显的挑衅倾向,目的是激起南诏反抗,挑起双方战争。
唐朝由于战争结束的第二年爆发了安史之乱,无力再征南诏。
后来唐德宗时期,唐朝自我反省:“西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过在唐而不在南诏。
794年(贞元十年),唐朝派使持节来册封阁罗风之孙异牟寻(其父凤伽异早逝)为“南诏王”,距“南诏德化碑”树立仅隔28年。
自此,南诏重归于唐。
南诏利用唐军战俘及后来的交流,在当地传播汉人技术文化,并在农业、医学、军事、冶炼、政治等方面得到较快发展。
南诏通过向外扩张,成为东接贵州、广西,北抵大渡河,南至越南、缅甸边界,西部与古代印度为邻,统治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强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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