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钱是指与当世钱币流通标准不符的各种钱币，最早见于《隋书·赵绰传》，相当于今日的假币。但隋祚短促，且封建帝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恶钱扰乱市场的情况并不突出。唐初主要沿用隋代的五铢钱制度，并允许民间流通历代钱币。
唐高祖五德四年下令废除五铢钱，规定使用新铸的法定货币——开元通宝，钱文由书法家欧阳询书写，从此开启了年号钱的时代，但其它各种非开元通宝类钱币仍然在市场上流通，成为唐代的恶钱。针对市场上流通的各种各样的恶钱，唐代历代皇帝都采取各种措施来禁止恶钱流通，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是什么呢？
关于唐代的恶钱，文献中有诸多记载，《旧唐书·食货志》载：“两京钱有鹅眼、铁锡、古文、线环”、“时江淮钱尤滥恶，有官炉、偏炉、稜线、时钱等数色。”这里的鹅眼钱是指东汉末年至六朝时期民间私铸的劣质特小型五铢钱；铁锡是指钱币铸造用料为铁、锡等材料而非铜；古文是指钱文为古文字的钱币，唐代以前历代所铸钱币均有不同的文字如半两、五铢、货泉等等，至唐代初年仍继续混杂流通；线环是指钱体整体呈圆形圆孔的钱币，形似小铜环，种类超轻，隋朝后期经济困顿曾大量铸造发行这种劣质钱币；偏炉是指民间私铸时窑炉燃烧风、火不均造成钱币成色各异；稜线指钱币铸造时钱郭或钱文上有突出的稜线。
从以上文献记载分析的情况来看，唐代的恶钱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是前朝各种古钱遗存。因为铜钱本身也具有铜器的耐久性、耐贮存性等优良特征，只要不人为有意破坏收缴，就能长期存在于世。从考古工作中的窖藏钱币发现来看，唐初甚至有使用西汉时期所铸的五铢钱；
第二是民间私铸的各种质量不达标的钱币。由于铸钱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所以民间屡有违法的私铸行为，私铸者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使用大比例的铁、锡、铅来节约成本，其中也有私铸外形符合通行标准的开元通宝钱币的情况，但大多数则破烂不堪，不满毛刺、稜线、重量亦不达标；
第三是一些不法商贩私自损坏官府所铸的标准钱币来偷取铸钱的原材料——铜，这样便造成钱币残缺，这种残缺钱币在市场上若继续流通就变为恶钱。就全国范围来看，恶钱流通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有两京地区、江淮地区和偏远地区，作为东西两京的长安洛阳及江淮地区经济都比较繁荣，故此对货币需求量较大，所以恶钱较多，而偏远地区则因为管理不严为恶钱流通提供了土壤。
一般而言，不达标的钱币往往出现于经济行将崩溃的王朝末期或大分裂时期，但是在唐代却不尽然，即使在高宗、武后至玄宗的盛世时期恶钱也屡禁不止，成为官府难以根除的经济弊病之一。结合恶钱流通的时期背景来看，恶钱的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在唐高宗、武后时期，因为太宗时期延续了高祖时期钱币政策对恶钱进行严格治理，加上社会经济正在恢复所需钱币不多所以没有泛滥。
不过利益的诱惑在任何时代都会战胜某些人对死亡的恐惧，高宗时期盛唐的局面逐渐展露，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用钱需求量猛然增加，且开元通宝钱因铸造成本过大，所以中央铸钱数量不足、又全面禁止民间私铸，遂出现了“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的局面。
唐玄宗时期出台了许多强有力的政策加以治理，但在经济更加繁荣的条件下无法合理解决钱荒，以至于摒弃恶钱使用后物价飞腾、民怨不断，丞相宋璟因此被罢免。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活动繁荣和朝廷用钱管理不规范所导致的恶劣局面，这是由市场决定而非由国家纯理性规定决定的，唐代盛世行恶钱也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唐代恶钱的第二次泛滥是在唐肃宗时期，肃宗时期天宝之乱刚刚结束，国家经济凋敝故此首次发行虚值大钱进行通货膨胀，市面上毁坏铜器来私铸大钱的现象屡禁不止并延伸到私铸小钱的层面上来，《旧唐书·食货志》：“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所以肃宗时期的恶钱泛滥与前代王朝末期经济崩溃的情况一致。肃宗以后经济恢复物价平和，恶钱流通现象收敛。但又实行两税法，这使得钱重货轻矛盾凸显出来，这种矛盾逐渐积累，客观上又刺激了人们盲目地追求钱币，因为必须要用钱币来交纳税钱。
到唐武宗时期钱重货轻已经十分严重，加上时期藩镇割据，藩镇掌握地方军事经济大权各行其道且拒不纳贡，中央财政同样入不敷出以致物价飞腾，这样私铸现象越发严重，终于再度引发了恶钱泛滥。武宗以后恶钱泛滥愈演愈烈，也成为引发唐朝灭亡的一个间接原因。
唐代历代帝王对恶钱流通的情况都非常重视，屡次出台法令禁止，但皆舍本求末，没有从经济调控的本因入手，收效甚微。从终唐一代来看，唐代禁行恶钱的措施经历了紧、松、紧三个阶段。唐初，唐高祖、太宗皆颁布了严苛的法令来禁止私铸、使用恶钱。从《唐律疏议》等文献记载来看，相关处罚有连坐、身死、家口配没、流放、杖刑等等，一旦发现严惩不贷，这些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该法令过于严苛，在执行中引起诸多社会不良反响，因此太宗以后逐渐放宽，又划分为已铸、未铸等不同情况来分别对待，对应不同的处罚条款。
高宗至武后时期法令更加松弛，面对恶钱泛滥和货币量不足的情况，试图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手段来进行调控而非直接处罚，高宗时期下令用符合标准的开元通宝钱按不同的比例来兑换市场上流通的恶钱，收缴以后集中销毁，但朝廷投入成本过大很快便废止这一政策。武则天时期下令私铸之钱有些可以作为正常货币来履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同时有些也得到朝廷的承认。但商人的趋利本性难移，一时之间私铸恶钱之风迅速盛行，以至于武则天下令悬挂样钱于闹市，标准不一者全部取缔。
唐玄宗开元时期国家强盛，再度实行高宗时期的恶钱回收政策，以期通过调控来回收恶钱，相继出台用粮食、布匹杂物置换恶钱的政策，但事与愿违，这一政策反而刺激不法奸商铤而走险滥铸恶钱，最终唐玄宗也与武则天一样以“申明旧章，悬设诸样”草草了结此事。
到唐肃宗以后，唐朝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中、晚唐时期，中央财力不足因此迅速收紧货币政策，不断出台多种禁恶钱法令。一方面禁止民间私自毁坏铜器铸钱，将私自熔毁铜器等同于私铸恶钱，希望从源头上遏制私铸，另一方面复兴连坐、死刑、流放等刑罚来重判私铸者。不过在藩镇割据地区却无法得到贯彻落实，各个藩镇为增强自身实力反而以恶钱为主向中央交税，或通过奸商贩运恶钱至朝廷控制地区进行交易，以恶钱换取标准开元通宝钱，致使中央财政进一步恶化。
恶钱最早见于《隋书·赵绰传》，相当于今日的假币。唐代虽然废除五铢钱使用新铸开元通宝法定货币，但民间仍同时流通着大量恶钱。如鹅眼、铁锡、古文、线环等等。一方面原因是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钱币不足；另一方面是武宗时期经济衰败不得不通货膨胀，引起私铸恶钱，从根本上看是由市场决定的。
每一任唐朝皇帝都曾采取各种措施来禁止恶钱流通，如连坐、身死、家口配没、流放、杖刑、禁毁铜器等法令，以钱易钱、以粮食易钱等调控政策，大体经历了紧、松、紧三个阶段，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恶钱越来越多终于泛滥成灾形成爆发，成为引发唐朝灭亡的一个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