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晚期，一大批来自北方的士大夫南下来到江南地区，与当地的士大夫一起组成了新的士大夫群体，在南唐政治上发挥作用。公元后976年，宋军直接抵达金陵城下，南唐从此覆灭，随后一些南唐的士大夫追随李煜前往开封。
一些南唐士大夫在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就迅速地融入了北宋的政治秩序中，尽管很多的南唐官员在北宋政权中也身居高位，但对南唐怀恋与“降臣”身份的认知，使得其中许多人终身难以释怀。南唐入宋士大夫的方式有多种种，但主要有直接授官、参加科举以及推荐召试这三种方式。
一、直接授官
1.铨选举官
开宝九年李煜携带家属、臣僚共五十五人赴开封，这其中的臣僚基本上都直接授予官职，但在授官之前，存在类似铨选的考察。徐铉在入宋后颇受信任，担任了类似于“甄别”的工作，徐铉也不负忠直之名，据实汇报江左故吏的情况。这一工作应当由吏部主持，重新授官的主要依据是原任职务与年龄。
公元后972年，宋朝攻灭南汉后，曾“命学士院试广南伪官，选出文采好的人，授予上佐的官职，”据此推测，此次针对南唐降臣的铨选，可能也有考试的环节。
针对文臣的征召授官在李煜归降之后仍有继续。以直接授官的方式重新入仕，是南唐士大夫入仕的主要途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北宋初年地方官吏大量阙员。大量阙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宋初疆域扩张速度太快，“时国家取荆、衡，克梁、益，下交、广，辟土既广，吏员多阙”。
2.铨选官品
首先来看南唐入宋士大夫授官的官品，目前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宋初的官品制度继承唐代的九品三十阶的的制度，其次来看入宋前后官品的比较。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南唐与北宋的职官制度都是源出于晚唐的“使职差遣”制度，这也就为前后官品的比较提供了可能。在官品前后可比较16名士大夫中，未降阶的有5人；降阶的有8人。
其中林特降2阶，为最少，乐史降19阶，为最多；升阶有3人。其中张谔与魏羽为主动归降而升阶，各升2阶与15阶，由此亦可见，主动归顺对入宋初期仕途的助益。
士大夫所授官，官品参差不齐，既有正四品上也有正九品上，还有部分人未被铨选上。从前后官品比较可以发现，以降阶为主，但也有未降阶，乃至于升阶者。因此笼统地称“公卿将相多为小官”，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许多南唐高官初入仕，并无职事，多以散秩以序禄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方才授予一般差遣。从宋太祖“方擢用汝”的话进行推测，也有一些深受宋太祖赏识的南唐士大夫，迅速进入宋廷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
二、参加科举
1.重考入仕
许多归宋士大夫在南唐就已有功名，其中有案可查的南唐进士就有12人。入宋以后，许多士大夫选择重新应考北宋科举，一部分是未被铨选上的，借中第以求再度入仕。此外还有如谢泌、张秉在南唐本未入仕，他们在北宋参加科举入仕是其首次入仕，这里不详述。
2.不满于沉沦下僚
还有部分是不满于沉沦下僚，借以谋求升迁之途。其中谋求再度入仕的有9人，是出于晋升的目的而参加北宋的科举。
冯伉是南唐名臣冯谧（又名冯延鲁）之子，王禹偁称“公（冯谧）之长子僎，今泰州海陵令，次子侣，国子博士，并文学策名于江左；次子仪，岳州推官；次子价，渝州从事；暨仲咸（冯伉），皆登御前进士第”。显然他应试制科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晋升。
三、推荐召试
推荐召试同样既是入仕手段，也是升迁的方式。作为入仕方式的有4人；作为升迁方式的有7人。推荐召试之前，常伴有献文或上书言事，这两种行为同样展现出降臣们积极融入的姿态。
1.推荐召试之升迁
如许逖“献其文若干篇，得召试为汲县尉、冠氏主簿”；又如陈彭年“屡上疏言事，召试学士院，迁秘书丞、知阆州”。
邱旭曾在南唐以《厚德载物赋》为状元登第，入宋以后仅为镇将。数年之后入吏部南曹叙理，此时吕蒙正判吏部铨，听闻邱旭之名，问道：“汝非能为赋者乎？”邱旭答道：“江南献赋，适为第一”。吕蒙正说：“久闻尔名，谓为古人，乃并世耶！”随后，邱旭得到吕蒙正的大力推荐，“荐授令，录迁京秩”。
2.推荐召试之入仕
跨入北宋政坛的南唐士大夫，自身的文章与道德，即是自身最好的“名片”，许多南唐士大夫相继为人推荐而入仕。一些不知名的士人凭借文章的流播也为中朝士大夫所知，因此江南士大夫作为一个整体，其擅长文章学术的形象也在中原被广泛认可。这正是众多南唐降臣可以为中朝士大夫所延荐的重要原因。
除了凭借中朝士大夫的引荐外，还有依靠南唐士大夫引荐的，如杜镐“江左旧儒多荐其能，改国子监丞、崇文院检讨”。这也说明南唐入宋士大夫群体凭借其文化上的优势，在北宋政坛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结语
身处时代鼎革之际的士大夫，更多地会从现实条件出发，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特别是这一选择并不涉及所谓“华夷”之别。南唐士大夫自身确实过人的才学，也促使缺乏人才的宋初君主，大量选用南唐士大夫参与国家的文化工程。
南唐入宋士大夫或出于对官修的《江南录》的不满，或认为自身具有记录故国的义务，相继写成了数本有关南唐史的史料笔记，以权威的身份推进了宋代对南唐史的叙述。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既包含“断裂”与“延续”，也包含了“区别”与“融入”，而北宋朝廷也凭借对以南唐士大夫为代表的南方降臣的整合，缔造了“文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