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俗称“太监”）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宦官在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官宦则全由阉人担任。又称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等。由于宦官离皇帝最近，朝夕相处，容易取得皇帝信任，被视为心腹；加之一些皇帝昏庸无道或出于牵制朝中大臣权力的目的，因而对宦官大加宠信重用，给了这一群体专权的机会。宦官专权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唐、明这三朝最为严重，尤其是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唐朝此时的宦官统领神策军（相当于禁军），拥有兵权，权势大到能掌握皇帝的废立。唐亡宋兴，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终北宋一朝再没发生过宦官专权的现象。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北宋为何没有出现类似汉唐明三朝那样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
第一，北宋皇帝鉴于唐朝因宦官人数众多导致宦官专权的弊端，有意限制宫廷宦官人数。
唐代宦官人数众多，据《旧唐书》记载，唐宪宗、穆宗时期，“是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至于低品和无品宦官，数量更多。宦官数量的膨胀，是造成唐代宦官专权乱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北宋统治者都严格地控制宦官的人数：
宋太祖规定“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
宋太宗时规定：内庭宦官“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
宋真宗以后，宦官逐渐增多，所以到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再次限制宦官人数“诏至今内侍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额”。
到了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把宦官的定额再次缩减“诏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门以一百人为额”。
只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宋徽宗昏庸，权臣与宦官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才使宦官的人数失去控制“至宣政（北宋官职，指昭宣使和宣政使）间，动以千数”。但与唐代宦官数量相比，还是控制的较为成功。
第二，北宋皇帝对于授予宦官高官要职非常慎重。
宋太宗朝，宦官王继恩平定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朝议赏功，中书欲除（除，授官的意思）宣徽使”。太宗明确表示反对“：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当宰相力言“王继恩有大功，非此任无足以为赏典”时，太宗大怒“深责相臣”。在太宗的坚持下，最终只授予王继恩宣政使之职，后进领防御使。
其后在至道二年（966年）春，布衣韩拱辰诣阙上言“：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宋太宗不但没有采纳此建议，反而将上言的韩拱尘以惑众的罪名“杖脊黥面配崖州”。
宋神宗时，宦官李继和死于入内副都知任内，其养子“援例求赠官”。神宗拒绝了其要求“此弊事也！（李）继和无军功，何必赠？”
第三，北宋朝臣对宦官干预政事持坚决抵制态度，抵制宦官违反制度的加官升迁。
宋真宗朝宦官刘承规，以博学、专才和历事三朝的资历深得真宗宠信。刘承规在病重将死前，向真宗求为节度使。宋真宗念其忠谨，将许之，对宰相王旦语“：（刘）承规待此以瞑目？”但王旦却执意不许，曰“：他日将有求枢密使者（北宋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奈何？”真宗遂罢。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宦官王守忠因在仁宗为太子时就已侍奉东宫，深得仁宗的宠幸。故当王守忠向仁宗求为节度使时，宋仁宗也应许了此事，但遭到了宰相梁适的坚决抵制：“宦官无除（除，授官职的意思）真刺使者，况真节度使乎！”“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最终，宋仁宗“乃罢节度使不除”。
宋神宗元丰年间，宦官李宪深受神宗重用，当神宗想授予其节度使时，尚书右丞王安礼以其除拜（授官的意思）不符祖制而坚决反对，因“国朝之制，内臣无任节度使者”。
宋徽宗宗朝，宦官杨戬被授节度使，尚书右仆射张商英上奏表示反对“：祖宗之法，内臣无至团练使。有勋劳当陟，则别立昭宣、宣政诸使以宠之，未闻建旄钺也。”宋徽宗打算封童贯（宦官）为使相时，蔡京也不赞成“：贯以宦者建节钺过矣，使相岂所当得耶！”
参考资料《北宋宦官预政若干问题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