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北地区乃胡汉交界处，受游牧和农耕二元社会影响极大，因此研究其民族融合便成了热题，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代北既有民族融合的和谐，也不免常年征战，因此该地区军人便有着职业性的流动。
此外，由于代北胡汉杂居现象普遍，加之长期的军事斗争与生产实践活动，其社会文化面貌便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唐朝族群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是大家较熟悉的，这一背景下探究其代北地区军人职业性流动有助于了解唐朝边地社会生活。
从汉将蕃将的出入迁移看代北军人的流动类型
代北地区涵盖蔚、朔、忻、石、代、岚、云七个州，是唐代北部边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地区便设置了不少军镇，为李唐王朝所重视，军人的职业流动性对于稳定边地便显得尤为重要了。由于其区域的民族多样性，汉将蕃将皆为代北军人重要组成部分，以下便分别简述。
代北汉将出入迁移主要有四种形态：
正常的官员流动，是具有明文规定的制度性内容。如军镇官吏以级别区分的不同年限交替、京官外官间流动、任职年限期满的离任等等，代北汉将也是如此。因个人志向归隐、年老致仕、丁父母忧而辞官离职。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迁移代北，如张行本徙家代北，且由其墓志可推测其为军人出身或后代。随父入仕边塞或文人入幕，如李谋因父为奉诚军十将而入仕代北为云州同十将以及晚唐著名诗人马戴辅助治理大同军幕。
代北地区的胡汉民族融合一直以来便是研究的热题，游牧部族的胡将蕃将在代北地区任职也就不足为奇了，且表现为族群的多样性。这一时期，迁入或生活在代北地区的部族主要有稽胡、党项、吐谷浑、突厥、九姓铁勒、粟特、鞑靼、室韦、沙陀等，地区间胡汉杂居呈现多样性、融合性等特点。
正是因为地区民族的多样性，唐朝在行政管理上是采取正州及羁縻府州的二元模式，设置有专门管理内属游牧族群的机构。虽说代北地区胡族汉化程度较边外胡族高，更接近于农耕社会，但其管理模式和生活方式仍存在着地域性特点。
拔野固、同罗、霫、回纥、仆固等五部迁入代北后依旧以游牧射猎为主要生活方式，这与其以骑兵为主业有着很大关系。五部于开元四年（716年）归唐，唐代将此类内徙蕃族安置于军镇城傍，保留其部落组织形态以供应征战时期的骑兵需求。此外，主要还有以胡蕃部落设置为节度使统领下的胡族军镇，如回纥嗢没思部设置的归义军、开元末以奚部为主的奉诚军及元和年间以沙陀为主的沙陀军。另外，还有的就是废置军镇后分散在各隶属州县的边民，由于羁縻民户身份及地区环境特殊性而保持着尚武善战特质，如唐末五代张君正一家（回纥嗢没思部后裔）。
代北地区胡汉杂居普遍现象下民族多样性特征明显，军人成了代北胡族的主要职业，以骑射而受唐政府重视及笼络。此外，虽说胡族汉化程度较高，受农耕社会影响较大，但仍旧保留着尚武善战的民族风格，半农半牧社会模式盛行。由于羁縻实质上是笼络牵制依附的胡族，所以一般而言较受唐王朝重用的多为出身及政治地位较高的胡人。
简述其流动实质及特点
唐初、开元后期及天宝年间与唐末三个时间段，以刺史任职情况看代北军人群体性流动的时代性。唐初，这一时期由于内忧外患边州刺史多为地方豪杰“贼帅”，这一类人多是隋末丧乱大背景下的产物。因此随着时局稳定，豪杰刺史也就退出了代北政治舞台。开元后期及天宝年间，这一时期代北刺史可分为两种：安史伪政权成员，如高秀严、贾循；朝廷命官，如郭子仪、李光弼。此外，权相李林甫当为关键人物，吉温、安禄山早先受李林甫扶持，为此后祸乱做了准备。唐末，代北沙陀李氏的崛起导致了地区刺史群体有了变化，代北刺史多出自于沙陀集团，是李克用的家人姻亲或部将。咸通九年（868年）庞勋起义，沙陀首领李国昌率军平叛有功；中和三年（883年）其子李克用镇压黄巢起义而被授予河东节度使，进封陇西郡公。事实上，此前李克用曾发动代北兵变，与李唐王朝进行武力对抗，是唐末代北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武将任职代北还有着家族性特点——几代数人，以武青家族为例。武青家族四代曾任职代北军将，祖父武令珣曾任职蔚州刺史，兼横野军使；父亲武崇彦任职岚州方山县令；本人为河东散将；子武言曾任奉诚军押衙。另外，代北军将的任职特点还有着反复性，如宋祯便在十三年时间内先后三次担任代北军将。
代北军人流动对地区社会结构的影响
隋文帝时期，官员迁转流动他地是禁止家属随迁的，此后唐代相关政策越发宽松。贞观元年（627年）已经明文规定，官员子弟十九以下可随父兄迁移，加之此前政策的逐渐宽松，父母子弟一大帮子家属随迁便较为普遍了。妻随夫迁者，如安定人胡者妻子天水赵氏便跟随其官职迁转，最终亡于蔚州；子随父迁者，如清河人崔玄籍次子崔歆便“常侍省在蔚州”；母随子迁者，如汝南人殷氏跟随儿子李温让迁入代北，居云州达三十年。就代北地区而言，代北军将的流动迁转及家属随迁客观上导致了地区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
从发现的相关墓志材料中发现，代北军将的本贯归属道府多样，分属郡县广泛，京兆府治下郡县有之，代北本地区有之，甚至广州南海郡东莞县亦有之。此外，代北地区胡汉杂居普遍现象下胡族数量较多，就军将族属结构便占据了不小比例。郁贤皓先生曾就李唐代北刺史做相关统计，代北地区七州的胡蕃刺史共计19名，分属8个族部。
事实上，入代胡人大多数为普通百姓，加之其胡汉杂居大背景，因此代北地区百姓的本贯、郡望也呈现多样性。以符进昌墓志可知，其家族四代姓名可考者达26人，除符进昌及其孙符元审为低级军将外，余者皆普通百姓。事实上，符家亦因官徙家而成了代北人，符进昌原籍为沂州瑯瑘郡，后任职大同军十将而徙家代北。此外，在墓志中还发现了符家男方所娶女子均为代北地区以外人士，也侧面反映了地区百姓家庭成员本贯的多样性，这又与代北军人职业性流动有着很大关系。
结语：代北地区作为北部边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设置有大量军镇以护卫唐朝边地，其军人职业的流动性有助于稳定地区。此外，代北胡汉杂居现象普遍，在经过了长期的军事斗争与生活生产实践下，社会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而代北军将的流动迁转及家属随迁客观上也导致了地区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其中族属本贯来源多样，不仅仅表现在蕃将也包括了汉将。由于代北军人的职业性流动，加之随迁家属及长时间的定居生活，该地区百姓家庭成员的本贯也表现出了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