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钱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未被忽视。恶钱问题在隋朝，尤其是隋文帝时期成为阻碍货币体系统一的重大问题。对此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但全国统一之后，对于出现的恶钱问题，此时的隋文帝采取的措施相比统一全国之前来说更为激进。
隋文帝整治恶钱问题既有积极的效果，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他对整治恶钱问题有较大的贡献。
一、隋文帝面临的恶钱问题及其由来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定国号“隋”，定都长安。隋文帝刚刚登基就下令铸新钱。这一举措不仅有强调新王朝诞生的作用，并且也表明了隋文帝想要统一货币体系的决心。
1.前朝遗留的两个恶钱问题阻挡了隋文帝的步伐
第一，民间私铸问题。隋文帝从建国初就面临民间私铸问题，隋五铢刚出来，立刻就有百姓私自铸钱了，似乎是默认政府不会有所阻拦。
如果不是因为隋朝有诏令允许民间私铸的话，那就是与前朝一直放任民间私铸有一定关联。
北方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才开始铸币。不仅官方能铸币，只要符合一定条件，百姓也可以铸币。
可能当时政府考虑到这样可以迅速扩大“太和五铢”的流通范围，但是民间私铸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在国家的管控之下，因此太和五铢的实际铸造情况并不理想。
私铸可能在初期可以保持相应的重量，但是本身缺乏管理，又工艺不精，越来越低劣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到孝庄帝时，恶钱已经愈发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北魏政府又铸新钱，“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亦奏乞听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民乐为而弊自改。魏主从之，始铸永安五铢钱。”
如果说太和年间是官督民铸的话，那么永安年间甚至可以说是官民同铸了。北魏政府试图用铸造新币来整治恶钱泛滥的状况，而对民间私铸仍采取宽容态度，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
北魏王朝在永熙三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王朝沿用北魏的货币，主要是永安五铢。公元550年，高洋废掉东魏孝静帝，改国号为齐。
北齐依然没有解决北魏以来民间私铸的问题。所以，即使在文宣皇帝时铸常平五铢也依然抑制不了恶钱泛滥的趋势。
可以看出，从北魏到北齐，统治者一直想要“恢复传统的五铢钱体制”，但汉武帝发行五铢钱时是严禁各郡国、官府和私人铸造的。
而从北魏王朝开始统治者就一直在纵容民间私铸，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必然导致货币质量低劣，恶钱泛滥。
第二，前朝旧钱流通问题。隋朝建立之后，前朝货币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一直在境内流通。这些钱币因为流通时间较长，必然存在减重的问题。
静帝时布泉钱已经废除，又发行了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
显然，这些被后人称之为“北周三品”的钱币，“都是不足值的大钱”，这些钱币在初次发行时，可以缓解当时战争频繁导致“钱荒”以及铸钱材料短缺等问题。
但是长期下去，就单纯变成了一种对社会财富疯狂掠夺的行为，几乎是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转移到了百姓身上。
再加上因为铸造的成本低，面额巨大，引发人们的逐利性，引起更大面积的私铸。
因此这种“虚值大钱”也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恶钱”，但这毕竟是政府发行的货币，当时的统治者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发行的钱是“恶钱”。
到了隋朝这些货币已经有所磨损，且“虚值大钱”本身就会引发私铸，严重影响了隋文帝统一货币体系的政策，所以这一部分旧钱在隋朝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恶钱”。
2.隋灭亡陈，统一全国之后，隋文帝又面临新的恶钱问题
第一，盗铸问题。统一之后，隋五铢流通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加上战争消耗了大量的钱财，隋朝必然会加大货币的发行量，以求恢复商品贸易，稳定货币流通体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隋文帝仓促之间开放了地方铸钱。
虽然地方铸币可能比民间私铸要更有组织一些，但由于没有中央的监管，又失去统一标准的约束，导致铸造的钱币质量不佳，就会出现盗铸问题。
第二，恶钱易好钱的问题。此问题是盗铸问题衍生出的新问题，由于隋文帝没有意识到地方铸钱本身就会引发盗铸，所以盗铸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恶钱也一直存在。
开皇十七年，有不法者进行有关恶钱的交易，“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侯执以闻……”
第三，盗铸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征讨高丽，此次战争规模大路程远，必然消耗了大量的货币，隋朝又陷入了“钱荒”的问题中。
于是隋文帝开放了规模更大的地方铸钱活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隋朝确实面临着战争过后“钱荒”的巨大困难，另一方面隋文帝依旧没有意识到地方铸钱的不可控性。
这次的地方铸钱活动虽然解决了隋朝的“燃眉之急”，但盗铸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隋朝又面临“钱益滥恶”的危机，货币体系也遭受到巨大的冲击。
二、隋文帝时期整治恶钱问题的措施
1.循序渐进解决国初恶钱问题
隋文帝是分步骤解决开国初的恶钱问题的，总体上呈现出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规律。
第一步，采取边关定样的措施。对于建国后就遇到的恶钱问题，隋文帝并没有急于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是先发出整治钱制的信号，这样一来后面的措施就能够顺利施行。
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在边关设置钱币的样品。
这种边关定样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限制关外某些质量低劣，铸造不精的货币以及他国的货币，破坏现有的货币体系，将整治恶钱的范围控制在隋朝当时的疆域内，有效减少外界对整治效果的影响。
另一方面严格的标准必然对参与民间私铸的百姓起到一定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第二步，禁旧钱。开皇四年隋文帝下诏禁用旧钱，没有在隋五铢发行后立刻禁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百姓们已经习惯了使用这些钱币进行交易，如果没有任何准备直接禁用必然会影响当时的贸易生产。
另一方面隋朝刚刚建立，百姓对这些钱币还存在一些情感方面的依赖，直接禁用也会激起一部分逆反心理，不利于政权的稳定。
隋文帝选择在隋五铢流通几年后再处理这些旧钱，但可能由于是初步尝试，政令不严，导致效果不佳。
于是这一次便开始给地方长官施加压力，使各地都将“禁旧钱”这件事重视起来，为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做准备。但是百姓使用这些旧钱的时间毕竟比使用隋五铢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尚犹不绝。”
五年五月，隋文帝对“旧钱”采取了更加强硬态度，“……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至此，旧钱流通的问题获得了圆满地解决。
第三步，管控铸币材料。经过上面的铺垫，流通的货币渐渐统一，隋文帝最终将精力放在了整治民间私铸上。当时流通的隋五铢中都有锡镴的成分，“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
因为铸造钱币的部分材料常见且便宜，铸造成本不高，所以私铸者自然把目标锁定在了隋五铢上。
于是隋文帝从根源入手，国家开始管制铸币的材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盗铸者难以得到锡镴，如果直接使用铜则成本太高，得不偿失。这一政策增加了私铸的难度，有效抑制了私铸问题。
2.隋文帝执政期间对恶钱激进的措施
隋文帝面对统一之后出现的恶钱问题，一直没有发现问题产生的根源，相比于开国初的耐心整治，这次采取的措施显得更为激进。
第一，采取置样为准的措施。面对开皇十年地方铸钱引发的盗铸问题，隋文帝根据之前施行的边关定样的措施，采取了行动。
“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
这次置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因为急于加大货币发行量而开放地方铸钱，导致恶钱数量增多，流通的范围也扩大了。
第二，杖刑。在开皇十七年恶钱交易事件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隋文帝态度的转变，“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所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
虽然最后经过赵绰和柳彧一番劝谏，隋文帝放弃了杀人的想法，采用杖刑。但可以看出由于整治恶钱问题花费了大量时间，隋文帝的耐心即将被消耗殆尽，他想用严峻的刑法遏制恶钱发展。
第三，严刑峻法。征高丽之后，隋文帝再次开放了地方铸钱，但恶钱问题又“卷土重来”。
此时的隋文帝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迫切地想要解决治理多年却依旧顽固的恶钱问题，所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
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这样的严刑峻法持续几年后，私铸活动也就逐渐停息了。
三、隋文帝时期整治恶钱问题的效果
1.隋文帝统一全国前整治恶钱措施的积极效果
隋朝统一全国之前，隋文帝整治恶钱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循序渐进符合一定经济规律的，因此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第一，统一了货币体系，结束了北魏以来币制混乱的局面。北朝存在官督民铸甚至官民同铸的情况，再加上北方长期以来的分裂和政权更替，往往出现恶钱和好钱混用，新钱和旧钱不分的尴尬局面。
隋文帝登基后铸造新钱，采取定样的方法统一新钱的标准，最后采取措施解决旧钱流通和民间私铸的问题，这样一来“隋五铢”就成了唯一合法的官方货币，之前混乱的局面有了极大的改善。
第二，百姓意识到私自铸钱的不合法性。之前在百姓的意识里民间私铸往往是被允许的，但是经过隋文帝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措施，终于让百姓有了根深蒂固的认识，即民间私铸在这个王朝是不被允许的。
后面私自铸钱都被称为“盗铸”。这样一来普通百姓便很少去做这类违法的事，也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2.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政治恶钱效果的不理想
虽然隋文帝在统一全国之前整治恶钱问题的效果显著，但他在面对统一之后反复出现的恶钱问题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且采取了激进的措施，因此这一阶段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一是地方铸钱本身存在的不可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虽然隋文帝利用了上一阶段整治恶钱问题的经验，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没有给地方铸钱制定统一的标准，铸钱的质量没有保障，盗铸问题就不会得到彻底解决。
二是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问题只能获得短期效果。
隋文帝最终采取强制性的刑罚手段解决恶钱问题，虽然“数年之间，私铸颇息。”“但是，货币秩序的稳定既然更多靠行政手段而非经济杠杆来维持，便肯定难以持久。”
只要国家的领导者开始忽视这方面的整治，法律松弛，恶钱问题便会“卷土重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隋文帝统一北方后，通过边关定样、禁旧钱和管控铸币材料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措施解决了前朝遗留的恶钱问题，结束了北魏以来货币流通混乱的局面。
可惜在统一全国后没有找到恶钱问题发生的根源，导致盗铸问题反复出现，最终失去耐心，一味使用严刑峻法，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问题，虽然短期效果显著，但后患无穷。
另外，隋文帝采用的“定样”、“置样”的方法，也给唐朝治理恶钱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总之，隋朝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个短暂的王朝，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恶钱问题有突出的贡献，不仅解决了前朝遗留的问题，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点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