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在受访中。朱献东 图
“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近日走进大湾区，深入开展科普巡讲。在活动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玉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我国在项目申报、评审中加入对科普的强制要求，目前时机已成熟。
“我国在项目申报、评审过程中，其实对科普是有一些要求的，但这些要求并不是刚性的，现在（将科普作为刚性要求）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杨玉良对《中国科学报》表示，在社会各界对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和重视程度已形成共识的背景下，科学家“向社会解释项目意义和贡献”至少有三方面理由。
杨玉良说，第一方面，西方社会喜欢讲科学家是“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科学研究”，因此有必要向纳税人解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在我国其实情况类似，科学研究的各种经费、预算是经过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代表表决同意的，因此科学家们也应就科研经费的使用对广大公众有所交代。
第二方面，科学家的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关系到科研队伍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要成为科技强国，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一流科技人才。一流人才从哪里来？从年轻人和孩子中来。”杨玉良说，科学普及是启迪年青一代积极投身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每位科学家都有责任确保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科研队伍后继有人，因此科学家们躬身科普和科教，责无旁贷。
第三方面关乎“科学土壤”。“科学土壤简单来说，是指普罗大众基于对科学研究的了解所能给予的理解和支持。”杨玉良认为，一个科学土壤贫瘠的国家，即便拥有一流聪明的脑袋从事科研工作，其能够产出重大成果的概率也不会很高；反之，如果一国的科学土壤肥沃，科学家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他们就有更多机会取得有影响力的成果。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意义重大。认识到这一点，我相信科学家应该能有这种责任感。”杨玉良说，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的目的是让民众的科学素养有所提高，“这是我们实现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围绕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中国科学报》与杨玉良进行了如下探讨。
《中国科学报》：当我们把科普和科学教育两个话题放在一起时，谈论的是什么？
杨玉良：科学教育是科普的应有之义。科普要把科学知识普及给民众，但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精神。艺术求美、科学求真，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真，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科普还倡导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数学依靠逻辑演绎，实验科学依靠归纳判断，这都是科学思想方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认识规律，那么我们做科普，就是要让公众、让受教育者能够完整把握科学研究和科学思考问题的方法，这就需要加强科学教育。
《中国科学报》：相比以往，当前我国科学土壤或科学环境是否更利于科普工作开展？
杨玉良：是这样的。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这正在社会各界形成广泛共识，为我们开展科普工作打下了深厚基础。
此外，现代社会的发展让人们对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也给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提供了很大的机会，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科学报》：对科普提出的挑战具体有哪些方面？
杨玉良：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手段越来越丰富，这给一些不良思想和带有诱导性的资本以可乘之机。结果是各类信息中充斥相当多的假科普、伪科普、打着科普幌子的商业营销等。而同时，本该承担激浊扬清责任的媒体，许多由于科学素养不够，不但不能及时屏蔽“噪声”，反而制造了更多混乱，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
我们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告诉”民众哪些文章是可信赖的、哪些是不值一哂的。这方面我们还在研究，同时我们准备出台一项关于科技报道的规范，帮助媒体客观报道科学技术成果。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该怎么讲好科学故事？或者说，一位科学家并非天然是一位科普专家，要成为科普好手，需要做哪些努力？
杨玉良：科学家要成为科普专家，是需要一定“修炼”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我国现在在项目申报、评审中加入对科普的强制要求，时机已经成熟了——要逐步让科学家掌握这项能力和承担科普责任。
从成为科普作家或科普专家的角度，除了要对领域知识非常熟悉之外，我认为还有几方面的要求。
第一，不仅要熟悉所科普的领域的知识，还要在科学范畴内对周边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果人类的科学知识是一处风景的话，你对这块“山头”所处的位置及周边的“地貌”也要有所了解。
第二，能把科普做得很好的科学家，一般都有比较高的哲学素养。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到最后都或多或少会活出一些“哲学意味”，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动科研了，而是有了更多的思考。而且，一位科学家有了基本的哲学观念，才能在科学发生变革时，赶上这趟快车而不是迷失方向。同时，拥有哲学思想对于理解科学非常有助益。
第三，要有一定的文学或艺术素养，如同不少基础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数学素养一样。数学是描述科学的一种语言，但这门语言只有一小部分人熟悉，而面向公众，需要文学的、艺术的语言。尤其现在信息传播有视频、动画等各类表达形式，这对科学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科学报》：做好科普要同时具备这三种素养，那对科学家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杨玉良：确实如此。我们（指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正在同教育部相关部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在学校尤其是高校中，设法提升这方面的素养，未来我们会与相关部门合作推进这件事。
现阶段，我认为科学家可以和科技媒体记者、专业作家甚至文艺工作者等合作，一起讲好科学故事，把科普做好。这是可以实现的，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仅靠霍金一人很难有那么高水平的完成度，背后的文字编辑等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国科学报》：日前，科技部官网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改草案）》意见的公告”。修改草案专门就“设立科普奖项”“建立专业化科普工作人员队伍”“健全科普人员评价、激励机制”做了改进，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杨玉良：“健全科普人员评价、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大多数科学家，科学研究水平跟做科普、科学教育的水平是并行的，一般一流科学家，其实也是潜在的科普好手。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要让研究人员把科普作为一种源于内在的冲动，而非出于功利目的的活动。
我认为优秀的科学家一般都有两种内在冲动，一是在科研中探索未知的冲动，二是向人描述专业领域新动向的冲动。
据我观察，即便是沉默寡言的科学家，一旦话题涉及专业领域，都会变得很活跃、很健谈，这就是做科普的内在冲动。我们要怎么把这种内在冲动发挥出来？我的看法是，若是不能支持也没关系，但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不要限制他们。
《中国科学报》：不要设置障碍，指的是什么？
杨玉良：比如一些功利化的考评指标就是在限制他们。科学家往往为了项目、论文、奖项等忙得焦头烂额，这些就是障碍。还有一种不良思潮，认为科研做得不好的才会去做科普，这也是一种障碍。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这背后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该怎么化解？
杨玉良：我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单位功利化”。对一个科研人员不合理的考评指标，来自对一个科研单位不合理的考评指标；对一个科研单位不合理的考评指标，来源于对一个部门不合理的考评指标……“单位功利化”看起来距离一线科研人员很远，其实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问题归结为该怎么对科学家队伍进行管理。198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肯尼斯·威尔逊曾经一度因“成果不突出”差点被学校董事会投票辞退，但时任校长选择相信他，并未对他有过多的干预。几年后，威尔逊成果井喷，并在后来获得诺奖。
这个典型案例说明什么？我个人认为，对于科研人员，如果选择相信他，就要清楚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该管。对科学家队伍的管理是一门艺术，遵从科学发展的客观内在规律、围绕如何让科学家队伍发挥最大效应的命题来设计对科学家的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一个重大议题。
（原标题为《杨玉良院士：要求项目申报人做科普“时机已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