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9月，崇祯皇帝下旨凌迟处死袁崇焕，他在受刑3543刀后离世，为后人留下了颇具争议的话题。对此，文史不假开宗明义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死得悲壮，但并不算冤枉；他的确爱国，但却算不上“擎天一柱”。
1584年6月6日，袁崇焕出生于广东广州府东莞县，自幼聪明好学而又勤奋刻苦，于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面对关外后金的崛起，他在那个“尊文抑武”和“党争遍野”的年代毅然选择从军报国，以儒生之躯奔赴辽东前线成为守将。
当时，后金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日益壮大，建立大金政权与大明政权分庭抗衡。杨镐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经略辽东，力主发动攻势进行讨伐，下令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綎兵分四路“分进合击”。
由于轻敌冒进，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省抚顺一带）遭遇伏击后大败而归，导致开原和铁岭等地都相继失守。经御史杨鹤劾奏，杨镐被褫夺官职并且问罪下狱，熊廷弼接替他经略辽东。
熊廷弼以固守为主，轻易不会主动出击，使得努尔哈赤一筹莫展，也逐渐稳定了关外的局势。通过整肃军备、召集流民、制造战车、添置火器和修缮城池，明军逐渐扭转了之前的颓势。不过，他却被卷入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中，连遭诬陷后被弹劾罢官。
取代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是东林党人袁应泰，不懂军事而又固执己见，完全推翻了之前的固守策略。为了扩大边防以凸显其功，他不顾童仲揆和尤世功等将领的劝阻，执意收编叛将和叛卒，直接导致了明军战斗力的下降。
1621年，也就是天启元年，袁应泰下令将太河水放入护城河，壕沟的内侧排列火炮严阵以待努尔哈赤南下。不过，谁料对方早有准备，水陆俱进下先攻取沈阳，又攻下了辽阳，他只得在城破之后举火自焚。
无奈之下，木匠皇帝朱由校只得重新启用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由于既不是阉党，又不是东林党，他的处境非常尴尬，以至于遭到了双方的排斥，甚至还安插了王化贞出任辽东巡抚掣肘自己，终于酿成了“广宁惨败”，还落得“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
熊廷弼之后，被派往辽东去收拾烂摊子的是王在晋。自从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关外就成为了官员们的“坟场”，接任者非死即伤，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因此，他可以说是“含着眼泪上任”的，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王在晋担任辽东经略后，完全没有进取之心，只知道一味消极退守。为了早日调回关内，他甚至请求朝廷放弃关外的荒蛮之地，使得明军士气变得一落千丈。
在这种背景下，曾经担任过朱皇帝老师的孙承宗主动请缨出关巡视，为朝廷最后决策提供意见。经过实地的考察，他不仅彻底否定了王在晋的馊主意，而且提出“坚守宁远及觉华岛”的战略建议。御前奏对时，甚至直言王在晋难堪重任，自请出关督师辽东。
孙承宗担任蓟辽督师后，不顾自己已经六十多岁的身体，亲临实地去修筑关宁锦防线。而且，他还加强了明军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主动出击收复失地四百余里，打得努尔哈赤连连后退以避其锋芒。
孙承宗虽然务实能干，属于东林党中的异类分子，但毕竟还是东林党人。“只要是东林党就必须铲除”，抱着这样的态度，魏忠贤开始不断诬陷和排挤他，老爷子只得辞官回乡。
1626年，也就是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得知孙承宗被罢免归乡，亲率八旗主力前来“送行”，很快就攻至宁远城下。镇守宁远孤城的袁崇焕终于得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他镇定自若指挥作战，在城头利用巨炮展开炮击，击中努尔哈赤后迫使其全线撤军，一举取得了“宁远大捷”。
宁远大捷是明军在关外难得的一次胜利，不仅使得袁崇焕崭露头角，而且也使得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折。对此，就连张廷玉在《明史》中也不得不承认:
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努尔哈赤自从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宁远城下败北后受伤而归，气病交加下竟然病死于沈阳。朱皇帝欣喜若狂，在完成木匠工作之余还下旨表彰“十年积弱，一旦挫其狂锋”。不过，袁崇焕竟然引起了东林党和阉党的同时不满，在连番弹劾下只得辞官而去。
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明思宗朱由检登基即位，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崇祯皇帝。为了“中兴大明”，他很快清理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并不算彻底，为日后的继续党争埋下隐患。
为了扭转辽东的局面，崇祯重新启用袁崇焕并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之后，又提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基本上把对后金的所有军务都全权委托。这种权限，之前的任何将领都不曾有过！
崇祯元年七月，崇祯在平台亲自召见群臣，具体讨论下一步的辽东事宜。对于朱皇帝的知遇之恩，袁崇焕自然是感激涕零，竟然不假思索地表示:
倘皇上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五年复辽”，“五年复辽”！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袁崇焕也就是随口表决心罢了。面对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的疑虑，他竟然若无其事地回答:“聊慰上意！”殊不知，就是这次不谨慎的妄言，埋下了今后的人生悲剧。
眼见好大喜功的崇祯皇帝信了，眼见所有的东林党人开始欢欣雀跃，袁崇焕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于是，他开始对“五年复辽”的计划详加说明，有意提出了许多苛刻的前提条件，比如钱粮、兵马、将领和武器等等，朱皇帝竟然无一驳回全部照准。
这下，袁崇焕无言以对了，只得硬着头皮接下了“五年复辽”的差事。平台召对仅仅两天后，他就向崇祯递交了一份奏疏，详细陈述了平辽方略，也就是可行性报告。其中，强调了“固守、征战、和议”三管齐下，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
很明显，袁崇焕的可行性报告与“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存在明显出入，自然引起了崇祯的不悦。不过，本着“再看看”的态度，朱皇帝并没有说什么，依然要求朝廷隆重地送袁督师赴任辽东。
赴任后不久，袁崇焕很快发现自己的兵源和粮饷都难以得到充足供应，只好打起了“歪主意”。毛文龙在失守驻地后，率领二百多人留守沿海地区化整为零，和后金骑兵打其了游击，逐渐占据了皮岛以及旅顺周边的许多岛屿。
后金的骑兵虽然强悍，但却并不擅长水战，对于毛文龙开辟的“敌后根据地”非常挠头。面对这颗钉子，皇太极显得左右为难，甚至还牵制了他向南的继续进攻。
毛文龙自恃自己有功于朝廷，虽然名义上继续归属明廷统辖，但对于所有的指令和军令都阳奉阴违，俨然变成了一股割据势力。在他的经营下，皮岛的军力已经达到了近三万人，而且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为了筹措军饷，袁崇焕以视察之名渡海来到了皮岛，突然发难逮捕毛文龙并以“十二大罪”直接斩杀。这下，不仅朝臣们目瞪口呆，就连崇祯皇帝也目瞪口呆，太大胆了！
当时，毛文龙的职务是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和五军都督府左都督，属于武职正二品；另加太子太保衔，属于文职正一品，还有天启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再说袁崇焕，他的职务是蓟辽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属于武职正二品。
也就是说，袁崇焕以二品官的身份斩杀了一品官，这属于明显的僭越。他唯一的优势在于，自己的尚方宝剑是朱由检赐的，而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朱由校赐的，难道弟弟的剑比哥哥的剑厉害？
最可气的是，袁崇焕在斩杀毛文龙之前竟然没有向崇祯帝请示或者报备，等事后才进行了汇报。为了平息朱皇帝的怒气，他还在奏疏中这样表示:
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诛文龙者诛臣。
崇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只是当时没有立即爆发而已！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文史不假到现在也百思不得其解，袁崇焕为何要斩杀毛文龙。最起码，当时的条件下这无异于一次内讧，无异于一次自断臂膀。
果然，听说毛文龙被杀，皇太极高兴得一塌糊涂，从此再无“第二战场”的后顾之忧了。短短几个月后，后金骑兵就绕道从古长城攻入山西并且直接兵临北京城下，造成了震惊朝野的“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率满蒙骑兵约十万人悄悄避开袁崇焕在宁锦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后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几乎兵不血刃就抵达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此地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蒙铁骑不日即可威胁京都。
崇祯吓得够呛，立即下旨急调各路大军入京勤王。袁崇焕闻讯后，星夜兼程驰援京师，还下令宁远总兵祖大寿率领精锐作为先锋部队遇敌即战，终于在北京城下击退了皇太极。
大战过后，袁崇焕认为自己即便无功，却也能够功过相抵了。但是，崇祯皇帝和朝臣们却不这么认为，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
长城以南的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他负有直接的责任。袁崇焕的重点是统兵关外，但他作为蓟辽督师任由敌人攻入城下，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的崇祯，开始怀疑毛文龙在数月前被杀是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合谋，为的就是今日能够突袭北京城。因此，他严禁关外明军入京休整，要求他们迅速返回驻地。
明廷上下这种不信任的氛围，立即被后金方面巧妙利用。皇太极退兵后，悄悄开始进行离间计，散布谣言说自己与袁崇焕已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满洲铁骑进入内地向崇祯逼宫。
这一计策显得有些拙劣，完全就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翻版。但是，崇祯皇帝信了！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一个月后，崇祯皇帝下旨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名义上是讨论军饷事宜，实际上却是将他问罪下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就连在场的内阁重臣们也都没想到，毕竟临敌易将是兵家大忌。据文震孟在《文肃公日记》中记载:
闻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
起初，袁崇焕并没有被定罪，更没有处斩，只是“下锦衣狱”而已。为了避免引起关外几十万将士的哗变，许多朝臣都纷纷上疏朱皇帝三思而行。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关外的明军素来敬重袁崇焕，悍将祖大寿又与满桂有过节。得知袁督师被捕入狱，得知自己未来要听命于满桂，索性直接率部离京，甚至萌生了投靠皇太极的想法。
为了挽回祖大寿，崇祯皇帝接受了兵部尚书粱廷栋的建议，同意六部官员纷纷前往狱中开导袁崇焕，希望写信规劝官兵迷途知返。在国家大义面前，他不顾个人安危，写下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终于说服对方回心转意。
乘袁崇焕被捕下狱之际，阉党开始上蹿下跳，甚至希望借此机会扳倒东林党。通过层层加码，通过步步设陷，案件彻底丧失了转圜的余地，崇祯皇帝再出昏招，竟然下旨“磔之”。
所谓“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凌迟，民间百姓也称为“挨千刀”。这种刑法异常残忍，要一刀一刀割下受刑者的肉，最早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到了明朝时期更加残忍。
据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载，袁崇焕被从镇抚司绑到西市后，“寸寸脔割，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除此之外，还“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
袁崇焕骨肉俱尽后，只剩下了一颗头颅还被下令“传首九边”。在他死后，很长时期内都被当成了国家的败类和罪人，直到张廷玉在编撰《明史》时才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
个人认为，袁崇焕死得的确悲壮，但并不算冤枉，欺君罔上、通虏谋款、擅主和议、谋款斩帅和纵敌长驱等罪名都是成立的。而且，他除了取得宁远大捷以外，似乎再也没什么彪炳战功。远的不比，就明初的那几个名将徐达、常遇春和蓝玉等人，他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企及的。
至于说，后世对于袁崇焕的高度评价和颂扬，更多只是满清政权出于反明和反汉宣传的需要罢了。或许，他的爱国事迹被有意扩大了，还不能称得上是“擎天一柱”。#袁崇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