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在大唐京城长安有一个八品小官叫姚文秀。说真的，这样的小官在长安城真是多如牛毛，真应了那句话，灞水（永定河）里的王八都比这芝麻绿豆的官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姚文秀杀妻，历史上都未必能有留下此人的名字，正史上记载他是因：“怒妻颇深、挟恨已久”，就是姚文秀厌恶媳妇，因此对媳妇王氏大打出手，当天晚上老婆王氏就重伤不治而死。这里就说明一点，姚文秀长期家暴媳妇。
值得肯定的是，姚文秀主动向大理寺投案自首，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夫妻相争、斗殴致死”。就是我们两口子对打比武，我媳妇输了，死了。但案发后，经检验姚文秀身上没有任何伤损（武艺高强？）。
依旧大唐律法《唐律疏议》规定:“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意思就是认为姚文秀杀妻是事出有因事而杀，不是无事而杀。他杀媳妇是因为是二人争吵，但不是故意杀人罪,于是就定为了斗杀人罪。判免官，杖三十。
刑部在复审此案时。认可了这一判罚，这时候有个叫崔元式的大理寺的小官，却直接给刑部上书表示反对。这样的事情如果反对，只能扣字眼，对《唐律疏议》进行解释，崔元式认为：既然姚文秀身上无伤,相击（互殴）就不成立，他媳妇不是当即死亡，而是当晚死亡。所以不能定为斗杀,应该定为故意杀人。（相争为斗,相击为殴）“故杀”和“斗杀”虽一字之别，但是在量刑上却有着巨大差异，“故杀”相当于今天的故意杀人，而“斗杀”就和今天过失杀人差不多。尽管当时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但把媳妇殴打致死这样的情节过于恶劣。毕竟唐朝可是出现过女皇帝的。
此时，刚刚担任中书舍人（中书省的属官）的白居易，在长庆二年五月十一日。为此事上书皇帝，照理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也是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他是没有理由参与此事的，这封奏章后来被收入《全唐文》。
在这封奏章后被命名为《论姚文秀打杀妻状》的奏章中（如果不是白居易写的，也未必能留下来的），白居易对此案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大意）：白居易指出了斗杀和谋杀、故杀的主要差别。主要就在于杀人的主观意识，是有心还是无心。是不是谋杀、还是激情杀人。
如果是偶尔相争,一殴一击,属于斗杀意外而死，就是说凶手和被害者双方并没有恩怨，在偶然的情况下突发纠纷，双方互殴导致的死亡，就是意外而死亡。如果是案发前就存在怨怒,已经对受害者怀有杀心,以相骂等手段挑起争斗,然后借机殴人致死就是谋杀，不同点在于在于有没有杀心杀人的直接故意。
白居易认为，若仅关注“无事”二字，不联系上文的“争斗”，那天下所有的杀人犯都可以说：“我是有事而杀。”，所以“故杀人”罪不成立就能免于死罪。所以说“事”，就是指争斗之事。白居易的奏章法理有据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的意见得到了朝廷，刑部，大理寺的采纳，姚文秀最终因故杀（故意杀人）被“重杖处死。大理寺正卿被罚俸三年。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