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孝道思想有以下几个表现：精神上对父母敬爱；物质上对父母满足；照顾身体不好的父母；用事业有成满足父母的成就感；父母去世后要安排好后事。而统治者也以“孝”将平天下紧密相连在一起，并积极推行。
唐朝统治者对“孝治”甚为重视，并将“孝治”作为基本国策加以积极推行。为了促进“孝治”，唐朝统治者制定了多种措施。
一、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主要内容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家庭道德观念和伦理文化之一。孝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传统伦理的基本准则之一。
中国有句古语:“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君臣父子，这种关系存在于社会和家庭的各个方面，因而，孝道也成为了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构成。
长期以来,它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现代社会的今天继续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1.孝与生育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个人对家庭有着不可推卸的生殖繁育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种孝道思想的产生，与封建社会的背景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地广人稀，朝代更迭，常年战火纷乱，导致人口稀少，孝道思想则是对中国古代人口领域的自然反应。
在古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纷争不断，人口自然随着战争而急剧减少。国家强势的前提必须要有庞大的人口做基础。
于是，统治阶级提倡大力增值人口，来发展生产力，与儒家学说的思想吻合。统治者通过家庭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来实现迅速增殖社会人口。因此，顺应着这一历史潮流，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观。
2.孝与供养
传统的中国孝文化，家庭对赡养老年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义务。“孝”字最早出现于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上有“老”组成，下有“子”组成。
后来将“老”的下半部分取消，就形成了现在的“孝”字，寓意：小时候父母为孩子遮风挡雨，父母老了孩子则在下面背着父母。这是一种充满儒家思想意识、充满血缘亲情的伦理化释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和人口都依托于家庭这种载体独自完成。
而以家庭为中心的生存状态，必然需要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约束。就比如家庭的老人赡养问题。
中国古代的三代同堂以至多代，都被视为家庭模式最理想的状态，中国传统家庭的三代以上的家庭模式也大量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这种模式就是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的表现。
老人在完成社会劳动的经验传授与交接之后，便退出劳动生产，由子女供奉晚年生活，和子孙们生活在一起。若子孙与老人分家，自立门户，则被传统社会道德观念以及法律所不容。
如唐朝律法《唐律·户婚》规定，若祖父母和父母还在世，子孙另立门户，会被抓去坐三年牢。唐朝至清朝，对于这种行为都被视为违法犯罪行为。
3.孝与治家
中国古代将儒家的“孝道文化”视为“齐家之宝”。齐家与修其身紧密相连，《礼记大学》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多有体现。《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
由此可见，按照古人的传统观念，要想齐家，必须先修其身；要想修身，必须先行孝。
儒家观念中，将孝看作“齐家之宝”；孝则会为家庭带来幸福。这是中国孝道文化的又一重要观点。
4.孝与治国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忠孝不可分，皆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宗法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家”与“国”的统一。
从语源上讲，中文的“国家”一词就是由“国”和“家”两个词复合而成，它形象地反映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统一的宗法国家。
中国古代将“孝德”认为是忠德的基石，忠德则是孝德的自然延续与升华发展；孝忠结合，反映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特色。但实质是孝道文化终为统治阶级所用。
君主希望臣民效忠国家与君主，就如同顺从父母一般，借助孝道的力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唐朝的孝文化
1.帝王以身作则
唐代统治者懂得“孝”是人们全部道德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约束和规范，帝王尽心孝顺双亲，臣民就会模仿，也会尽心侍奉父母。将孝道推行至天下普通的黎民百姓，使人人都遵循孝道并孝行，国家才能够长久的统治下去。
唐太宗李世民典型的杀害兄长，逼迫父亲让位的行为，跟孝道沾不上半点关系。但为了维护并稳定自己的统治，他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自己的形象，后代统治者皆是如此。如《旧唐书》中描绘玄宗与肃宗，玄宗至，肃宗必亲自相迎。
2.孝道贯穿于方方面面
唐代在选取储君的时候，也将“孝道”作为准则之一，因为君主要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在唐代册立太子和新君的文书中充分反映出这一要求。
唐高祖传位于李世民表示其心怀忠孝，唐太宗李世民在遗诏中则称李治“大孝通神，自天生德”。玄宗传位于肃宗，称其“睿哲聪明，恪慎克孝，才备文武，量吞海岳。”
而这种孝道规范不仅在传位皇帝时可用，在册立、罢黜诸王时也经常体现。比如唐朝册封突厥李思摩为可汗时则称“忠孝之节，简于朕心”。
为了维护本朝后继君王的“仁孝”形象，唐朝在培养储君时往往聘用德高望重、孝行可嘉的大臣作为皇子的老师，意在将皇子们培养成仁孝之君、仁孝之臣。
天子“以孝治天下”还表现在谥号制度上。皇帝生平事迹用谥号来体现，有的几个字，有的长达二十来个字，较为复杂，但都有一个“孝”字，唐代除武则天和哀帝外，足可以表明唐朝皇帝对于自己的“孝德”评价非常看重。
除此而外，唐代皇帝在宗庙祭祀、立后选妃、敬老养老等方面都竭力塑造自己“仁孝”的形象，以此达到率先垂范，教化天下的效果。
三、表彰民间孝行
1.旌表其门
在唐朝，如果子女尽心侍奉年老的父母，至父母逝世，官府就会为这些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赐匾额，来加以表彰。甚至有时候皇帝也会下诏书来表彰，对民间孝道的推行起到了促进作用。
2.免除课役
在唐朝律法中，孝子贤孙、节妇义夫也会被表彰，甚至会免除劳役赋税，“表其门闾，籍悉免课役”。
3.擢授官爵
做官是许多人光宗耀祖、实现人生理想的最佳选择，唐朝对于官员的孝道则更加严苛，也以“孝德”作为选拔官员的准则。唐朝甚至会对尽心侍奉父母的人进行加官进爵，这也让许多人认为做官的唯一途径就是侍奉父母。
4.赏赐财物
历史记载，豫州人许坦，因父亲上山采药被猛兽所咬，他年仅十岁有余，便拿起棍子勇敢地将猛兽驱逐走，父亲的性命才得以保全。太宗听闻，便授许坦文林郎官职，赏赐五十段锦帛，用以表彰他的孝行。
5.颁赐谥号
对于皇帝赐带“孝”字的谥号于官员是一种非常荣誉的表彰，且较难获得，由此可见，唐朝对孝道的重视。
6.树碑立传
唐朝律法还规定，政府应及时将这等孝道行为编写为传记，在后代广为流传，用以昭示后人。
7.建祠
唐玄宗在天宝七载五月下令，所有忠臣义士、孝妇烈女等德行弥高的人，都将死后安置于祠宇，使后人祭祀。对孝行表彰最看重的朝代便是唐朝，有统治者的带头作用，民间行孝之风盛行，而当时受到政府表彰的人有百人之多。
总结
综上所述，唐王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通过自身的“孝”起到社会的带头作用，使“孝”作为一个准则和规范，用以表彰民间行为和官员选拔等举措，为唐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朝统治者在吸取前朝推行孝道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从皇帝的亲身实践到黎民百姓的切身推行，并且为此而立法。将“不孝”罪纳入《唐律疏议》里的十恶中，可见唐朝对孝道伦理的重视。唐朝对孝道伦理的立法不但明确而且内容详细。
孝道伦理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重要地位不可忽视。从唐朝对孝行文化的推行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孝道的重视以及对孝道的立法方面的规定。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关于孝道伦理立法的理解，也对于我们现在学习孝道伦理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