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笺之祸是爆发于洪武帝时期的一场极类清代文字狱的劫难，在朱元璋当国时期，因表笺之祸罹难的文臣不知凡几，然而事实上，除了明朝的文人曾经因为这场祸事殒命外，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亦有不少人因此事获罪。
这场爆发于明朝的政治案件，也因此成为了人们研究明代初年中朝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表笺风波之后所体现出来的中朝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一、表笺之祸的爆发
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以天下诸司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俪。令翰林院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于天下诸司,令如式录进”。规定每逢明朝的重大节日，朝臣无论内外必须写下表笺作为祝贺之礼。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表笺却往往充斥着杀机和危险。明太祖曾经针对表笺发布了十分正式的规范文书，这三部文书分别为《表笺定式》、《进贺表笺礼仪》与《庆贺谢恩表笺成式》。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一开始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朝臣们所进献的表笺，内容虽然恭敬，但格式及细节却总有疏漏之处。
为此，朱元璋竟然大开杀戒，对其眼中并未公瑾进献表笺的朝臣大肆杀伐。仅洪武一朝，因此事而受戮的大臣就足足有数十人，根据《明初文字之祸》记载，“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
这些无辜被杀的朝臣，仅仅只是明初文字之祸中的一小部分，朱元璋之所以对于这些文人屡下杀手，其实也有着自己的考虑。
据其亲口所说，元末割据势力，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此人对于元朝士人极为亲厚，然而即使是这样，在其向其中一位素来亲近的大儒求取字号的时候，后者所取得“士诚”二字，看似意义深远，却也暗含讥讽，其取自“《孟子》有`士,诚小人也"”。
正因如此，朱元璋对于这些士大夫所进献表笺中的笔误，也表现出了令士人难以理解的苛责。
二、范围逐渐扩大的风波
而表笺风波同样蔓延到了国外，此事的朝鲜刚刚因为李成桂的归顺而臣服大明，因此，中朝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后来来的亲近，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对于朝鲜所进献的表笺更是无比猜疑，担心其内含讥讽之言。
最具代表性的，是洪武二十五年的一次风波。这一年，篡权自立的李成桂决定摒弃高丽旧称，为此，他特意向宗主国明朝进行问询，其提供的两个国号，分别为“朝鲜”和“和宁”，前者为高丽古代国名，而后者则是古朝鲜时代知名人物李父的封国。
然而，这时的李成桂并未想到，他处于恭敬而递交的国书反而成了朱元璋发难得借口，洪武帝在召见朝鲜使臣时说“今既更号朝鲜,表文仍称权知国事,未审何谋?”[
天可见怜，此时的李成桂虽然已经是朝鲜事实上的国主，然而大明仍然未曾许以真正的名分，为此，李成桂才不得不以“权知国事”的名义向大明进献表笺，然而朱元璋对此却丝毫不予理睬，反而以此为理由，怀疑朝鲜有所图谋。斥责对方“以小事大之诚,果如事乎”。
此时，朝鲜正使名李恬却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面对龙颜大怒的明帝，仍然试图以理服人，称“国号钦依改称`朝鲜"外,臣愚以为未蒙颁降国王名爵,未敢擅便称王,实无奸侮之心”。
客观来讲，这位朝鲜使臣所言并无虚词，然而自登基以来言出法随从未遭遇忤逆的朱元璋又岂容他人置喙，以廷杖之刑将李恬几乎活活打死。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样的惩罚自然不是结束，将朝鲜使臣驱逐之后，大明更是派遣天使（朝鲜对大明使者的称呼）前往朝鲜对李成桂当面斥责，这种斥责的严厉程度，几乎等同于直接的武力威胁：“奈何高丽李成桂自生边衅,连年不已。其量不过恃沧海以环疆,负重山以为险,所以数逞凶顽,视我朝调兵如汉唐。且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故涉海艰辛,兵行委曲。朕自平华夏、攘胡虏,水陆通征。舟师诸将,岂比汉唐之为?”
朝鲜开国之主李成桂，也是在此时才明白，此次表笺之祸已经不是简单的惩处一位使臣可以解决和平息的了。自此之后，李成桂一方面不得不主动奉表请罪，而另一方面，则继续派遣使者前往大明，“贡白黑布、人参及金装鞍马”以示臣服。
李成桂在这一次表笺风波之中，不得不以让人心悸的谦恭态度求的明朝原谅，而事实上，明太祖其实并未将这一事件当做结束。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因为表笺之祸衍生的中朝政治风波屡屡出现，李成桂更是不得不几次三番向明朝使者谢罪，类似“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的说法更是被多次提及。
就连曾经为其攥写过表笺的朝鲜大臣金若恒，也被他当做替罪羊送往大明，任凭朱元璋处置。
三、表笺之祸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表笺之祸的屡次爆发，让明代初年的朝臣在进见天子时都显得无比畏惧，“天子每征执政大臣入朝,皆畏惧不敢行”，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之所以洪武朝未因为这些愈发严厉的催逼而大乱，纯属因为朱元璋个人的威望和战功，事实上，若此等状况发生于明朝中期，那么带来的危害绝不会如明初时一般随着时间而慢慢平息。
明朝内部尚且如此，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对于明朝的态度变化就更是可见一斑了。尤其是将领出身的李成桂，本身并不缺乏决死一战的血勇，在面对明朝的欺辱和威逼之后，在朝鲜朝堂之上表现出的，绝非谢罪文书当中的谦卑，相反，其对于明朝观感的变化可以从《朝鲜太祖实录》中窥见一二：“帝以兵甲众多,政刑严峻,遂有天下。然以杀戮过当,元勋硕辅多不保全。而乃屡责我小邦,诛求无厌。今又责我以非罪,而胁我以动兵,是何异恐吓小儿哉？”
由此可见，明朝初年爆发的表笺之祸，对于明朝与朝鲜这两个新兴政权之间政治联盟的维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四、结语
事实上，若是仅仅从表笺之祸的结果上来看，明代初年的这场祸乱，几乎摧毁了明朝与朝鲜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微弱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若明朝在此时爆发了类似“土木之变”的灾难性事件，朝鲜是否会趁机解除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也是尚未可知。
就像《朝鲜太祖实录》中李成桂所说的那样，其““且卑辞谨事之耳”的唯一理由仅仅是因为明朝武力的强盛，而若是这种心态继续延续下去，在历史上大明与朝鲜“事大字小”的宗藩关系很有可能就此夭折，而使得这一关系最终得以延续的，其实反而是在朱元璋死后，明朝和朝鲜相继爆发的夺位之战，这两场夺位之战，分别以明成祖朱棣及朝鲜定宗王继位告终，而这两位国王因为本身并无利害冲突或矛盾，因此，大明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才得以延续下去。从这一点上来看，明朝与朝鲜在明初的宗藩关系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朝鲜太祖实录》
2.《洪武时期中朝外交中的“表笺风波”》
3.《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