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明初，朱元璋的政治血统与士大夫血统发生了冲突。历经数次牢狱之灾，洪武王朝形成了皇帝专政、法治的政治风格。代表士大夫在当前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建文王朝逐渐呈现出一种文化氛围；“靖难之战”冲击了建文王朝的文化定位，永乐王朝的皇权再次得到加强，士大夫被皇权笼罩。
仁宗、玄宗两朝，君臣关系融洽，太阁文体成为时政风貌的标志。正统初期出现“三阳政治”的局面，是明代士大夫政治开始的标志。
一、明前期政治生态的演变
1、元代政治文化的遗存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恢复了以汉族为主的统治政权。从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蒙元政治统治的影响渗透到明初洪武政权。就政治文化中的君臣关系而言，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可分为主奴关系和普通上下级关系两种。
元朝以前的君臣政治体制，由于官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名义上的君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元朝重要的官僚大都出自七学院。这个组织的成员一直是皇室的仆人，而七雪在国家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使得朝廷达官贵人以做皇帝的奴仆为荣的气氛弥漫在各族官员之中。
关系继续向主从方向发展。相应地，许多限制君主权力的传统政治运作，如批驳制度等，在元代基本被破坏或不实行，官僚机构不再具有士大夫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意识。宋朝。当然，在元朝之前，君臣之间的对比一直在慢慢扩大，但元朝终于带来了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被明朝所继承。
与唐宋相比，明朝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唐宋时期，虽然尊重君主的权力，但对皇帝权力的行使更加克制，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明朝废除了丞相，实现了皇帝的专政，用朝廷的棍棒、监狱、镣铐来监督和惩罚大臣。元朝在这一重大变革中的作用在历史学家中是有争议的。
2、洪武朝儒学意识形态的恢复
明前期的君臣关系与秦朝以来汉族政权中君臣关系相比较，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皇帝和士大夫官僚之间带有主奴的关系色彩。特别是洪武和永乐两个时期，廷杖和诏狱成为这种奴化的表征。另一个方面，明前期的士大夫却恢复和细化了宋代的理学传统，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在明前期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下逐渐得到确立和膨胀。
明朝立国后，朱元璋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端正国家意识形态，在努力恢复汉族政权传统的同时却走向皇权独裁专制，造成洪武政治生态较之宋元趋于恶化。士大夫因汉民族政权的建立和儒学的恢复而逐渐彰显其主体意识，朱元璋受蒙元政治和本人因素影响而形成奴化士大夫的政治态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铸就了洪武时期重典风格和君臣关系的紧张态势。
就士大夫而言，既不能获得宋朝士大夫所拥有的优越生态和尊崇地位，又不可享有元朝儒士游离于政权之外的自由。洪武朝政治文化的基调并非是以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为核心，而是以皇权专制和独裁为灵魂。“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科”的设立透视在洪武朝严峻的政治生态下，文人儒士逃避政治场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取向下朝廷逼迫文人入仕的无奈之举。
朱元璋对士大夫的认知中存在继承元朝视官僚为家奴的思维趋向，元朝以吏用士的传统仍然发挥着历史影响。朱元璋对于士大夫更多是为政权的需要而征召选拔，绝少关注士大夫内心对政权的认知和自我主体的认知。因此朱元璋和士大夫的君臣矛盾和冲突是朱元璋奴化士大夫的强势心理与士大夫始终存在政治主体意识之间冲突的表现。直接的外部表现即是诏狱和廷杖在洪武时期的施行。
二、明前期皇权转移与士大夫改革
1、士大夫的政治改革
明代政治生态中皇权政治、士大夫政治、宦官政治、武人政治纠结在一起，均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的一股力量。士大夫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成为影响政局的重要角色，这一期间皇权的弱化给士大夫政治提供空间，其主体意识和政治自觉意识获得抒发。
这一时期，政治生态趋于复杂多变，复杂的情境给予士大夫以更多政治作为的机会，士大夫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获得施展的机会。整个士大夫风气开始发生变化，雍容华贵的台阁体文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于谦、李贤等士人的努力下逐渐形成务实的士林风气。
2、皇权转移为士大夫的政治改革提供契机
皇权转移为士大夫的政治改革提供契机，借助皇权的暂时弱化，士大夫的政治主体地位得到突显，积极践行儒家的治国理念。
明前期洪武与建文、建文与永乐、永乐与洪熙这三次皇权转移期间均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改革时期：建文即位后，以方孝孺、齐泰、黄子澄为代表的士大夫力主改变洪武重典的政治风格，推行士大夫政治，明代政治出现文人气象。
建文与永乐之间的皇权转移是以朱棣的“靖难”方式完成，“靖难”改变了建文的文治气象，永乐时期士权蛰伏于皇权之下，永乐后期才得以逐渐彰显。仁宣两朝君臣关系得以改善，士大夫积极推行政治改革，对永乐朝政进行更张，三杨成为这个时期的政治代表。
明前期的遗诏和即位诏均由文臣起草，如仁宗、宣宗和英宗的即位诏均出自杨士奇之手，即位诏成为政治更张变革的公告，对即位诏书起草情状、行文语气、改革条款的分析印证了明前期士大夫进行政治改革的脉络与思路。民本主义是士大夫政治改革的精神旨归。
三、明前期士大夫的话语权
1、士大夫行使话语权的精神信仰
皇储和皇帝教育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崇圣德”，即加强皇帝的道德修养。何乔新指出：“经筵之设，所以讲圣学、沃君心，以为修齐治平之本也。所用者必端良博洽之儒，所讲者必明德新民之要，夫然后可以涵养本原，成就德器矣。”通过经筵制度来培育儒家士大夫眼中的圣人君主，把“尊君”和“君道”这两者融合起来，通过形式化的“尊君”达到“尊道”的追求。明前期的士大夫通过影响皇帝的思想来左右甚至控制政治，施加对政治的影响。
希望形成“君臣之间，自初及终，岂惟君臣，以师以友，言同虑从，恩隆情厚”的政治场景。其思想根源在于其政治主体意识始终保持强化状态，即便是皇权独裁的洪武和永乐时期，士大夫仍然通过对皇帝和皇储的影响以达到传承儒家道统目的，这种追求印证了明前期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保持和坚守。
2、士大夫行使话语权的方式与途径
“政通人和”和“风调雨顺”是中国士大夫最理想的政治状态，一旦发生异常，整个国家就要反省时政的缺失，及时调整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给政治增加了一种政治信仰和道德尺度。在政治的外部一直存在“天”这样一个监督者和仲裁者，涵盖了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和士大夫。
士大夫借助天象的变化而发抒政治主张，约束皇权。天象示警既为士大夫提供了话语权的时机，又给士大夫行使话语权提供自信，士大夫认为天象的异常印证了士大夫对时政的批评。天象示警后的应诏上言或借口天变的主动建言成为士大夫对时政批评的重要方式。明前期，士大夫的正常话语权受到皇权压制，借助天象示警而上疏言事成为士大夫行使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结语：
明前期士大夫清醒的政治自觉和明确的主体意识还表现为借助“天命”与“民意”两者从上下两个层面制约皇权，“天命”和“民意”成为士大夫践行儒家道统思想的政治依托。明前期士大夫数次借助天气的异常变动而发表政治言论，抨击政治弊端；借助“民意”来说服皇帝施行宽仁的政治，百姓福祉成为士大夫政治实践的精神旨归。
参考文献：
《明实录》
《名臣经济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