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力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凭借学识而实现阶层上升的新兴士人群体。
新兴士人群体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阶层内的普遍自觉意识，优秀的士风、士气可谓盛极一时。但是北宋晚期，士大夫群体普遍出现奢靡之风，以利益为中心，枉顾道德原则，贪生怕死。为何北宋晚期的士大夫会变成这样呢？
让我们从北宋晚期的昏庸皇帝说起。
北宋晚期昏庸无能的代表皇帝莫过于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这两父子在位期间，不但没有多大的功绩，还把祖宗留下的江山给弄丢了一半。
尤其是宋徽宗，简直是南唐李煜的翻版，政治不怎么样，琴棋书画倒是样样精通。一旦有重大事件，他要么就交给朝中大臣，让他们商议决策，要么就把这些事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比如蔡京，蔡攸、童贯等。
而且宋徽宗在位期间，还大肆修建宫室，收集奇珍异宝。对那些帮他修建筑，收集奇珍异宝的人，动辄大肆封赏、加官进爵。
例如，就因为他送了宋徽宗一个石头，宋徽宗为了感谢他，想尽千方百计为他加官进爵（以其参与了当时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为由，封赏之），放纵他在南方大肆剥削百姓的行径。
在这种风向标下，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为了获得利益，纷纷想方设法满足皇帝的喜好。当时有一个宰相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可见其政治腐败程度之深。
尤其是后来被冠以奸臣名号的蔡京，更是讨好皇帝以获得利益的代表。当时国家财政有限，无法较好的满足宋徽宗修建筑、找珍宝的喜好追求，于是蔡京给宋徽宗想了一个法子，就是把发行纸币的权力收归国家，于是国家可以凭借着这个权力大肆地印钞票。
但是这样虽然满足皇帝的喜好，但是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通货膨胀，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可宋徽宗不在乎，继续享受着蔡京优秀的理财能力带来的快乐之中。
除了皇帝的昏庸外，在皇帝的意志之下，“变法运动”也对北宋士大夫的士风变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安石最初变法之时，拉拢了一帮表面支持变法，实则贪图利益、升官以扩仕途的小人（后面的"六贼"很大一部分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后一批）。这些人在此后的一小段时间中（元佑党复兴的那会）遭遇挫折，但在宋徽宗时期，由于父志子继，徽宗想要完成神宗生前未完成的改革工作，故变法派的那批人在政治上盛极一时。
当时朝廷上的势力主要分为两拨，要变法的和不变法的。要变法的那一拨人大部分是一群小人，早就已经丧失了改革的根本精神，为了取得在朝堂上的绝对控制权（前提是皇帝不掺和这件事），大批地向皇帝进谗言，罢免了许多守祖宗家法的官员。
这些被罢免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良臣，在经历这件事后，他们渐渐地认清了当时政治的本质，看多了官场上乌七八糟的事情，不愿留在庙堂，选择归隐（包括当时没有被罢免的良臣也受到了影响）。
无疑，良臣的归隐给了那些小人更多放肆的机会和权力，小人增多，久而久之，士风也自然跟着败坏了。
当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上层士大夫的士风受到政治影响的同时，下层士大夫的代表——太学生——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蔡京控制朝政之后，想要拉拢更多的政治势力，于是把主意打到了太学生的头上。蔡京向徽宗提出了整改太学的建议。
首先是废除科举，这使得科举进士的来源切断了，朝廷官员的来源只有太学了。竞争压力的减小，太学生的竞争意识也减弱了，无意奋发，加上又提高他们生活待遇，保证出来就可以到朝廷做官等优惠政策，太学生渐渐堕落。
其次，虽然太学生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蔡京当时不许士大夫作诗。"士人程文有用《史记》，西汉语者，辄黜落"、"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而且为了实行更严密的控制，还干起"焚书"的旧事。
不少的历史、文学文献被列为禁书，稍微有一点点的引用就有可能被迫入狱。徽宗公然下诏"毁《东坡文集》、《唐鉴》、《马子才文集》……秦学士文"。在如此严峻的规则下，士大夫们就再也不敢对政治插言了，于是宋徽宗和他宠爱的臣子也渐渐活在他们自己创造的美梦之中。
皇帝、新旧党政固然可以影响士大夫的士气，但这也只是外部的影响，内心坚定的、道德情操高尚的士大夫们依然可以“出淤泥而不染”。但如果士大夫们借以立身的“根”都出现了问题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宋朝立国的政策“重文轻武”、“与士大夫共天下”。
宋朝实行"重文轻武"的政治政策，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上享受着优厚的地位，士大夫们因为宋朝的政治传统以及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可以长期在朝政上畅所欲言。在"重文轻武"政策实行的初期，这或许可以带来政治上的一路无阻，并且起到监督皇帝，以及士大夫之间相互制衡的积极作用，从而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可是一个事物的发展总会经历诞生、发展、兴盛、衰败的往复循环，同理，此政策也是如此。
到了北宋晚期，“重文轻武”政策的弊端完全暴露了出来。众多士大夫凭借着自己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逐渐懈怠起朝政来，开始沉迷于纸醉金迷之中，"专为谄媚，以导人主，竞作淫靡，以荡上心"。对于自己的义务和士大夫的责任往往都是草草了事。
一旦士大夫沉迷于享乐，他们就会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钱财。
如果一个士大夫秉持“从道不从君”的理念，自然可以追求"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提倡"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的思想观念。但一旦他们转向享乐，就会猛然发现在经济上，他们只有依附皇权、讨好皇帝，才能有钱可赚。
宋朝广开科举，士大夫多数出自寒门，故所依靠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朝廷俸禄：
"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也"。
像宰相杜衍，文彦博这些名臣都是如此，何况下面的士大夫呢。对于毫无家庭根基，又毫无技艺的士大夫来说，不得不将自己的官职视为衣食来源，自然而然，也将皇帝视为衣食之父，极力讨好之。
如果碰到一个好皇帝，那情况也就还好，可以一方面坚守道义，一方面获得俸禄。倘若不幸碰上昏君，就不得不为了取得俸禄，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丧失正气。"人生不可无田。有田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出了伏腊，不致丧失气"。
这时我们就和开头接上了。正直的、坚守道义的士大夫们被排挤走了，昏庸的皇帝和贪图享乐的士大夫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一步一步的把北宋初期良好的士大夫风气拖向了“深渊”。
参考文献：
《与中国文化》
《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