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李世民放过无数政敌,唯独不肯放过此人,李渊得知后绝望了

李世民放过无数政敌,唯独不肯放过此人,李渊得知后绝望了

唐贞观三年(629年)正月,李世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布了一道诏书,罢免了一个朝廷重臣的官职,并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还把他逐出长安,遣回了原籍。这个突然落马的高官,就是初唐名臣裴寂。

裴寂是大唐开国元勋、晋阳首义功臣,也是唐高祖李渊最宠信的心腹股肱。在唐朝开国后的整个武德年间,裴寂无疑是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人物。李世民即位之后,裴寂仍然位居三公,是朝中首屈一指的元老。这样一个位尊爵显的重量级人物,究竟犯了什么罪,居然一夜之间就被摘掉乌纱,赶回老家了呢?

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非官方的。

按照官方的解释,裴寂一案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在武德年间的长安,法雅这个和尚是相当拉风的。因为他不喜欢在庙里清修,而热衷于攀龙附凤,积极向上流社会靠拢,久而久之就博得了高祖李渊和前太子李建成的宠幸,拥有了自由出入禁宫的特权。这在当时绝对是无与伦比的一大荣宠。

然而,好景不长,李世民一即位,就剥夺了法雅的这项特权。法雅愤愤不平,便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有关部门逮捕。

按理说,处置这么一个小人物,随便一个普通官员就能搞定,可朝廷却派了一位当朝大员来审理此案。这位大员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的心腹重臣、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要让堂堂兵部尚书、天子近臣来审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朝廷动用牛刀,自然有深意存焉。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杜如晦拿法雅一过堂,居然就扯上了裴寂。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过那些“妖言”,却没有及时上报。对此,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定了裴寂的罪。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十分不靠谱的案子。因为单凭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过于草率,毕竟裴寂位列三公,虽然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而朝廷如此急于将其定罪并罢黜回籍,显然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白了,这根本不是一桩普通案件,而是一起典型的政治迫害。换言之,真正要搞裴寂的人,不是法雅,也不是杜如晦,而是杜如晦的大老板、天下最有权力的人——李世民。

其实,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裴寂对此早已心知肚明。可明知如此,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去哀求李世民,希望能念在他劳苦功高的分上,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面对裴寂的苦苦哀求,李世民发出了一串冷笑,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按说你的功勋其实很平庸,凭什么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罢了。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朕念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又让你回家去守祖坟,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只能卷铺盖回老家了。在凄凉的返乡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同样是首义功臣、开国元勋,就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并且和他争宠,所以受到李渊猜忌,被栽了个谋反的罪名,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倘若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岂不是要比刘文静死得更难看?所以,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而是全身而退,保住晚节,裴寂实在有理由感到庆幸。

似乎是为了证实裴寂心中所想,李世民将他逐出朝廷不久,便下诏为刘文静平反昭雪,不但追复其官爵,还让其子刘树义承袭了他的爵位,并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在这一抑一扬、一贬一尊之间,李世民的态度已昭然若揭。

然而,裴寂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久,又有一个江湖术士到处扬言,说“裴公有天分”。所谓天分,就是命中注定要当皇帝的意思。流言一起,裴寂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立刻命人将相关知情人灭口。

但是,纸包不住火,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李世民耳中。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就凭这四大罪,李世民完全可以杀了裴寂,然而由于众多朝臣求情,李世民最后只把他流放到了偏僻荒凉的边瘴之地静州(今广西梧州)。不久,时年60岁的裴寂便一病而亡。

对此,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李世民在报复。理由很简单:早在李渊集团打天下的时候,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双方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被裴寂排挤,最后惨遭诛杀;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所有这一切,显然都可能是裴寂遭到打击报复的理由。

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为什么唯独会对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成员和其他政敌,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可为何到了贞观三年却不放过裴寂呢?

其实,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报复”二字所能概括的,或者说基本与报复无关。究其实,李世民真正要对付的人根本不是裴寂,而是另有其人。换句话说,李世民这么做是想通过对裴寂的打击,威逼裴寂背后的某个人,进而达到一个隐秘而重大的政治目的。

李世民要威逼什么人?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要弄清这两个问题,还要从武德九年说起。

众所周知,那一年唐朝爆发了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使李渊退位为太上皇,随即登基为帝。由于是暴力夺位,而且从夺嫡到登基的时间太短,所以李世民仓促之间来不及把李渊请出太极宫,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草草即位。然而,君临天下后,李世民的心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自己毕竟是九五之尊,一直在东宫蜗居算什么事儿?

到了贞观三年,李世民想要入主太极宫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倒不完全是因为住东宫觉得憋屈和尴尬,而是:李世民是采用非正常手段即位的,本来就已存在合法性危机,若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宫,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危机。所以,要想彻底巩固已经到手的皇权,李世民就必须正位太极宫。

但是,李渊毕竟是太上皇,只要他一日不挪窝,李世民就搬不进去。这显然是李世民在贞观初年面临的最棘手的政治难题。该怎么办?任何强迫手段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他想来想去,办法只有一个:

敲山震虎拿裴寂开刀,达到逼李渊搬出太极宫的目的!这,才是裴寂一案的终极内幕。

古人说:“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可在李渊看来,这种定义充满了嘲讽的意味。因为“太上皇”这顶帽子不仅没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让他感到无比沉重和压抑。

从李世民登基的那天起,李渊就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的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

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李世民在与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

面对李世民的左右开弓,李渊只能一忍再忍。可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为刘文静平反,并且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

按照常理,当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时候,这种话是不应该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的。然而,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地把它说了出来。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而且还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现在,李世民的这些举动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迫使他主动迁出太极宫。

李渊无奈而悲凉地意识到——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那还不如识相一点,主动滚蛋,免得大家难堪。贞观三年四月,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后改名为大安宫)。

离开太极宫的那天,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皇宫,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瞬间攫住了他。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搬进大安宫后,李渊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五月去世。这六年间,与其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最后的凄凉岁月。

大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筑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证。

贞观六年正月,马周上疏:“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马周认为,大安宫地处偏僻,且规格“卑小”,与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称,无论是在蕃夷人还是在百姓看来,都显得有点丢份儿。所以,他提议修缮扩建,而且务必高大显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愿望,同时体现皇帝对太上皇的孝心。

很显然,马周的劝谏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敏感问题。李世民看过奏疏后,既没有责怪他,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缺乏行动自由。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李渊几乎足不出户。不是他不想出门,而是李世民根本不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了眼里。有一次,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语气比上次更为尖锐。他直截了当地批评李世民:

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300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

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凉快,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所谓“温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道理都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并于这一年三月径自去了九成宫。

后来,李世民又好几次去九成宫避暑,都没有带李渊同行。直到贞观八年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这是否表明李世民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要履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可谁都知道,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果不其然,伴随着大明宫的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也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贞观九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70岁。

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一年,李世民最钟爱的长孙皇后也去世了,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不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征同登瞭望台,一起眺望昭陵。魏征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魏征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征这是在拐着弯儿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这件事情,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但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的父子情薄。

许多年后,当亲身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李世民才蓦然体会到李渊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父亲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父亲的惭愧和悔恨之情。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文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李渊的在天之灵?

有趣,有料,有深度关注微信公众号淘历史,和T君一起读历史作者|王者觉仁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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