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湖地区历史悠久，人烟稠密，商业贸易繁荣，为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
五代两宋时期，荆湖地区商业城镇发展较快，尤其是荆湖地区的襄阳、荆州、常德三府，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最为活跃。南宋时，荆湖地区商业城镇的地位和影响达到鼎盛，甚至超越了江南的其他地区。
在南宋以前的文献中，人们对荆湖地区商业城镇的关注还不多见。从宋元时期开始，有关荆湖地区商业城镇格局演变的研究逐渐增多。宋元时期有关荆湖地区商业城镇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荆湖北路为中心的研究；二是以荆湖南路为中心的研究。
一、古代荆湖地区的商贸概况
荆湖地区是指今湖北省荆州市及其下辖的荆州区、松滋市、宜都市、石首市、公安县等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处地处江汉平原，西有三峡，东临洞庭湖，南抵长江。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但由于此地地处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所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冲，商业城市聚集之地。
从先秦时期开始，荆湖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人类社会的雏形。《史记·楚世家》记载：“昔禹治水于荆（今湖北江陵）而地平（即江汉平原）”。可见此时长江流域已出现了“荆”这种行政区划概念。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建立后，则进一步在江汉平原上建立了“荆都”作为楚国的政治中心。
到了汉代时期，荆州地区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其一是荆山以东，长江以南的荆州、江陵地区；其二是荆山以西，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地区；其三是长江以南，汉水以北的襄阳、樊城地区。其中前两个区域主要为平原和丘陵地带，属于农耕地区；第三个区域则是半农业半狩猎地区。
从汉代开始，荆山以东的荆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商业城市集群。而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了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从西汉至唐宋时期，荆湖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荆州”为中心的商业城市集群：
（1）西汉末年（公元23年），荆州辖下江陵、公安、南郡三郡。
[5]《汉书·地理志》载：“江陵故城在公安西北三十里。”
二、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地区的商贸城镇
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并未因战争而动摇，其商贸城镇的发展也不因战乱而停滞，而是呈现出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繁荣状态。荆南地区商贸城镇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江中下游地区。荆南地区由于地处江汉平原南部，又有长江天然屏障，因此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五代时的荆南，即今湖北、湖南两省的荆南地区，在其南部包括今湖南西部、湖北西南部及江西北部和广西北部，历史上称为荆南。其南部包括今江西、湖南两省的中南部和贵州西部，历史上称为荆南。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其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洞庭湖北侧，扼楚之要冲。因此，这里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其商贸城镇也因此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荆南地区在五代十国时期商贸城镇的发展状况与历代大致相同：（1）在荆南地区沿江一带都有一些重要的商贸城镇；（2）这些城镇在交通枢纽位置上均设有港口或码头；（3）这些城市和港口大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4）这些城镇和港口大都设有驿站、邮驿系统；（5）这些城市和港口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十分活跃。
五代时荆南地区主要是在荆南地区南部及今湖南、湖北两省中南部、江西北部和广西北部建立了一些商贸城镇。其具体分布情况为：
荆南地区南部包括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及广西北部，是五代十国时期主要的商品集散地。
三、两宋时期荆湖地区的商业城镇
两宋时期荆湖地区的商业城镇除上述荆南地区的荆南、江陵、洪州三大区域的商业城镇外，还包括了湖北境内的巴丘、通城、武昌等地。
巴丘：巴丘镇位于今湖北省恩施市南部，初名巴丘镇，后因“巴”与“丘”谐音，故改称为巴丘镇。据《元丰九域志》载：“巴丘镇，在元丰九年（1084），立，治巴丘。”元初改“巴”为“丘”，明嘉靖五年（1526）又改为“巴”，因“巴”与“丘”谐音，故又称巴丘镇。
通城：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偏西、长江中游北岸，为荆州地区的北大门。据《通山县志》载：“宋乾德三年（965）置县，初名通城。宋绍兴八年（1138），县治迁于今城址。元初又名通城。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故县治迁延不迁。明洪武三年（1370）复名通城县。武昌是湖北省会武汉的旧称。据《汉阳府志》载：“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置县，初名沔阳。”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改名为武昌。
巴丘、通城、武昌三者虽同处长江中游北岸，但联系并不紧密。巴丘位于今湖北荆州市境内，通城位于湖北荆州市的东部偏南地区，而武昌位于湖北荆州市的北部地区（以其与江陵为中心）。
从地理位置上看：巴丘、通城、武昌均处长江中游北岸；从所辖区域来看：巴丘、武昌三地皆为荆州所辖；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巴丘为荆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而通城为荆江沿岸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武昌则为鄂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
四、荆南地区的市场分布和商品结构
荆南地区的市场分布情况和商品结构，其基本格局是：荆江流域的荆门、荆州和武昌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和棉花产地，长江流域的宜昌、沙市、当阳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地，长江中游的长沙、岳阳、武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区，长江下游的扬州、镇江、杭州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区。荆江流域沿江的荆州、武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区，其“谷米黄白，有美色”。荆南地区粮食和棉花主要产地分布在荆江流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尤以荆门、荆州一带为多，其“谷米黄白，有美色”。
荆南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与农业发展关系密切。从总体来看，荆南地区主要种植水稻，其次为小麦。小麦主要种植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荆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种植水稻较少。水稻在荆南地区是主要农作物之一，其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1/4以上。
荆南地区的粮食产量虽不如江南一带高，但其商品量较大。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米一石值钱二千六百文”；《宋会要辑稿》中“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记载：“米每石值钱二千六百文”；《宋会要辑稿》中“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记载：“米每石值钱二千六百文”；《宋会要稿》中“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记载：“米每石值钱二千六百文”；《宋会要辑稿》中“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记载：“米每石值钱二千六百文”；《宋会要稿》中“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记载：“米每石值钱二千六百文”。
五、荆南地区城市格局演变及商业中心的转移
荆南地区商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城市格局的变化，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荆南地区从唐末五代到两宋时期，城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是城镇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如荆南的彭山、石首、江陵等县，均是由唐代时的小县城发展而来的，至五代时已经成为荆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如彭山在唐末时仅为“镇”，后至五代仍称“镇”；石首在宋前为“县”，宋初始称“石首”；江陵在唐末称“县”，北宋初仍称“县”。
二是城镇的位置不断地迁移。如唐代在彭山设镇后，彭山县城就移至当时的楚州（今湖北荆州）西北的长江边，并与当地的江陵县城连成一片；石首县城也由原来的江陵县治迁至当时的楚州（今湖北武昌）城附近。到五代时又移至今石首市城西30公里处，并与当地的江陵县城连成一片。
三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如石首自五代始到宋代一直为“县”，石首县城自唐末时仅有“镇”，北宋时已建有“县”（州治）。而江陵城始初为“镇”（县治）后改为“州”。至北宋时又迁回楚州城附近；到南宋初才又迁至今石首市城西30公里处。
由此可见，从唐代到五代、两宋时期，荆南地区的城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小城镇发展为中等规模的城市，并形成了以石首和江陵两座城镇为中心的两个商业中心。这一发展过程是与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表中可以看出，两宋时期荆南地区城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商业中心从之前的以荆江沿岸的城市为中心向以长江中游地区城市为中心转移。
作者观点：
荆南地区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商贸城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受当时战争影响，荆南地区的商贸城镇并未得到很大的发展，与五代十国时期相比，其商贸城镇数量仍较少，规模也不大。
但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地区的商贸城镇呈现出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繁荣状态，并逐步成为荆南地区的重要商贸城镇。这主要是由于在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并未因战争而动摇。荆南地区在这一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因此，当时荆南地区的商贸城镇以沿江一带为中心，并逐步形成了沿江、沿湖一带两大商贸城镇群。
参考文献：
[1]《宋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
[2]《元丰会要辑稿》（上）（下）（影印本）。
[3]《元丰九域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