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皇帝，明朝尤甚。比如明英宗朱祁镇，明武宗朱厚照，其中嘉靖皇帝朱厚熜更是一个典型。关于做皇帝这件事，其实每个当事人的感受和表现各不相同。感受体现在表现上，而皇帝在其岗位上的种种表现则隐晦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感受，这是感受和表现的辩证法。大明帝国为什么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皇帝，比如太祖朱元璋、孝宗朱佑樘。
然而又为什么有几十年深居后宫不愿出来理政的皇帝，这突出的例子便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之前，神宗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十八日，皇帝在皇极门亲自召见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名能臣。
这些地方官来京城奏事，渴望见上皇帝朱翊钧一面，以为对自己辛動工作的承认或者说嘉许。反过来说，皇帝是否召见这些地方官，也是皇帝勤政与否的一个硬指标，在此之前的嘉靖皇帝很显然是不勤政的。但是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在张居正的谆谆教诲下决定做一个勤政好皇帝。
朱翊钧不仅召见了谢鹏举他们，还在五天后升谢鹏举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其他人等也都获得一些嘉奖。一年之后，万历皇帝在另一个方面作出表率，亲自去太庙祭拜列祖列宗。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初七日，十三岁的朱翊钧亲飨太庙，露出少年天子继往开来的新鲜气象。在此之前，朱翊钧因太过年幼，只能派一些亲官代其祭祀。
但是现在的情形迥异于以往，朱翊钧虽然尚未成年，却在这方面体现了难得的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令人刮目相看。朱翊钧另一个深具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的表现是做牙牌子自警。这年接下来的日子，大明帝国出现了一次日食，太阳在大白天突然变黑了。朱翊钧见了，马上引咎自责，在宫中自作牙牌子。
牌子上刻了“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奸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等字眼以为座右铭。当然小朱翊钧做这事是渴望得到他人鼓励或者说赞赏的。四月初五日，万历皇帝向内阁阁臣张居正和吕调阳通报了自己撰刻座右铭一事。
张居正听了那是感慨万千，认为少年天子如此自省和自励，实在是大明帝国之幸。张居正向神宗建议说：“皇上所言十二事，虽因天变自警，其实全系修身治天下之道，可以终身行之。”当然世上的事，做一时容易，做终身很难。朱翊钧后来的种种表现与其座右铭逐渐背道而驰，诚为憾事。
不过万历三年的朱翊钧实事求是的说是积极向上的，值得期许，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接下来作者欣慰地看到，朱翊钧对那些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大臣惩罚相当严厉。万历三年五月十六日，皇帝上朝，发现当日旷工的大臣达283人，皇帝马上下令：“各罚月俸”。
旷工一日就扣罚一个月的薪水，这要放在现代企业，也算是比较重的处罚了。当然万历皇帝这样的作为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万历五年八月初三，朱翊钧又痛下杀手，处罚了襄诚伯李应臣等587名旷工的大臣，下令“各夺俸禄一月”。在那些亦真亦幻的历史脸谱背后，我们仿佛真切地看到了事实。
万历十年之前对朝局着急的人是朱翊钧，万历十年之后则是曾经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大臣们。因为后者发现皇帝比他们变得还吊儿郎当、不够勤政。世事风水轮回，不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是十年见分晓。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这一年朱翊钧刚好二十岁。
五个月后，他干了这样一件事：命户部采办他弟弟潞王婚礼所需的各种金银珠宝。名单如下：黄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万七千块、各色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这的确是大手笔，也是户部不能承受之重，户部以帝国财政收入不足为由希望减数采办。
朱翊钧却不允许，下令足额采办。万历十年的金银珠宝采办事件，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起标志性事，它是万历皇帝变脸的开始。因为就在三年前，神宗以两宫皇太后行赏而内库缺金少银为由，下诏征取光禄寺银十万两未遂。原因是张居正上疏制止，张居正疏中有“若再下诏征取，臣等当不敢奉诏遵行”之语。
而万历皇帝果然在最后未能获取光禄寺的银两。这是张居正在与不在的区别，也是朱翊钧内心真实欲望能否得到满足的分界点。毫无疑问，万历十年是这样一个分界点，它是告别的年头，也是张扬的年头。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后，神宗即刻命内阁取太仓银二十万两、光禄寺银十万两，以为充赏之用。
从这一年开始，万历皇帝座右铭中的最后一条“节财用”被彻底颠覆。发展到后来，万历皇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以为他赏用。其中郑贵妃生子他赏银十五万两、过生日赏银二十万两，福王结婚用银三十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三十万两。
而这些都还是小头，正正的大头还在后头，看完之后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万历皇帝营建定陵用银八百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一千多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两千多万两(见《明史·食货志》)。一个挥霍无度的昏君形象至此已是呼之欲出，历史如此反讽，真是令人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