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在地理上位于“中国”的西部，大致分为四部分：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天山、南起昆仑山、北至贝加尔湖，即所谓的“四夷之地”。
其中，又以西域的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即“亚洲大陆”。
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古代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通常都是通过这里。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就是经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西亚和地中海的。
因此，当隋王朝建立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诸国的管理制度与政治影响，也主要是通过西域来进行的。如隋文帝曾命张玄素、苏威等人以“招抚使”之职于新疆等地。
一、隋代西域战略
隋代在西域的政治、军事战略，可以从隋文帝与隋炀帝时期两个阶段来看。
在隋文帝灭陈国时期，由于北方突厥势力的崛起，对于西域的控制，逐渐有了松动。文帝先是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对西域诸国施加了一些影响力。但因文帝和炀帝的政治风格不同，都没有对西域诸国形成实质性影响。
北周统一北方后，文帝下令征伐陈国，在与陈国的战争中，文帝获得了相当大的胜利。随后隋继承了北周的统治政策，继续对西域进行统治。但此时因为与突厥关系的缓和，中原王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域实施管理。
文帝时期主要是一种有限控制。尤其是在隋文帝时期，为了压制突厥势力和缓解与突厥矛盾，采取了与突厥保持适当距离的政策。但是在隋文帝登基之后不久，隋军就出兵西突厥远征高句丽，取得了胜利。由此对西域的控制彻底陷入停滞。
但由于隋代和唐代的经济、政治制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对于西域地区的管理策略也存在很大差异。
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对于西域地区进行管理时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到了隋炀帝时期，此时中原王朝已经统一中国几十年了。隋炀帝开疆拓土之心已经完全超越了对西域地区管理的能力。随着突厥、吐谷浑、高句丽等游牧民族势力日渐衰弱，隋代开始逐渐改变对西域地区的管理策略。
首先，隋代对西域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与建设，对西域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管辖。但此时的西域地区由于处于战争状态，隋朝对于西域地区控制力度有限。其次，隋朝在西域地区实行的一系列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
如隋炀帝时期，隋朝军队多次出征高句丽，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于西域地区的控制力度是空前的。
这也体现出隋代对西域地区管理策略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从全面控制向局部控制转变。
这种转变带来的结果是隋朝对于西域地区控制力的削弱。例如隋炀帝时期曾多次征伐高句丽，但在征伐高句丽失败之后，隋朝军队就直接放弃了对高句丽的控制，这导致了高句丽的最终灭亡。
二、隋唐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形势
隋唐时期，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主要分为三大块：
一是北周时期建立的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及其管辖范围，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的行政单位。
二是隋炀帝时期设立的西突厥可汗都督府（安西大都护府）及其管辖范围，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吐鲁番）地区的行政单位。
三是隋唐时期在西域所设立的都督府或都护府，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博尔塔拉州托克逊县（托克逊）、霍城县、昭苏县等地的行政单位。
北周时期，在西域都护府后，周武帝宇文邕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统一全国后，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于公元575年在洛阳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此后，北周并没有继续在西域设立都护府。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炀帝杨广于公元583年在洛阳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北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而把西突厥可汗都督府改设于北周所设安西大都护府之下。
西突厥可汗都督府所辖地域从西域扩展到葱岭以西、中亚的部分地区，包括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伊宁地区、巴里坤盆地（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伊犁河谷（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县）及伊犁河流域等地。
隋朝时的西域疆域东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西至葱岭以西、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以安西都护府为中心，在其所辖范围内，北至阴山山脉（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以南的巴尔喀什湖及其南岸。
三、隋初在西域的外交活动
隋文帝时期，也就是开皇元年到大业三年（公元581年-604年），西域地区还处于分裂状态。隋朝在西域的外交活动主要是：
第一，改善与匈奴、突厥、吐谷浑等族的关系。
第二，改善与新罗的关系。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了北周，统一了全国，实现了改朝换代，并把天下分为9个行省（东莱、泰山、江都、河南、江南、关中、河北、陇西）。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四月，隋文帝派使臣到西域各国去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协调工作。这是隋炀帝即位之后第一次出使西域。
隋灭北齐后，隋文帝统一了中原王朝，但因连年征战和对少数民族的政治高压等原因，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张。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四月起到大业三年（公元606年）二月止，隋炀帝先后七次出使西域。
隋文帝派三支使节到西域进行政治上的协调工作。
第一支是隋炀帝的二哥——河南王杨杲之子杨义臣派往西域的使节；第二支是在公元603年十月至613年正月间派遣给事郎中薛道衡以使者身份前往西域进行政治协调工作；第三支是由突厥和吐谷浑王子率领的使团。隋炀帝和隋文帝多次派遣使节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加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和影响。
隋炀帝还派遣使者到新罗、渤海国、高昌国、龟兹等国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协调工作。这些国家在隋文帝时已成为隋朝在西域地区最主要的战略后方基地，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隋书·西域传》与《开皇纪》记载的隋炀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隋书·百官志》和《开皇纪》中所记西域诸国，除上述所举之外，还有两处值得注意：
其一是《隋书·百官志》记西域诸国的职官制度：“西域诸国，有三长、五长吏……三长，皆在郡县，四长皆为州县。其有长吏，并不得专遣一人。
而西域诸国有刺史、县丞，亦不得专遣一人。”这一记载说明：在隋代以前，西域诸国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州县。隋初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之后，便以都护府为主体管理西域诸国。所以隋炀帝杨广在北巡的时候曾“使都护刘方等十人使西域”。
其二是《开皇纪》所记：“及隋文帝受禅，遣方士罗彻等三十六人使西域”，这里的“方士”之“方”。所谓“三十六人”当是指在杨坚的北巡过程中派遣到西域去的外国使节。
根据《隋书·百官志》的记载可知，北周和隋朝在西域的外交活动大体是：
其一是隋初在西域设置的四个都护府：伊吾都护、于阗都护、龟兹都护、高昌都护，并以其所辖诸州县为属国。这四个都护府都是在隋初设置的。但隋初设置的四个都护府，时间不同、规模也不一样。
其二是隋初在西域设置的两个都督府：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这两个都督府设置的时间稍早于前文所举的四个都护府。
其三是隋开皇十年（580年），隋炀帝在西巡的时候曾派内史令高颖出使西域，并通过他对西域诸国进行了访问：
“诏以大行皇帝为征西将军、西平郡王、护西域大使，与大行皇帝俱西巡。初，帝命总管李淳风等十二人，俱授西域诸国官职。至龟兹，遣内史令高颖及内史侍郎郑译等三人奉诏，各以一国为大使，使于龟兹。”
这一记载说明：早在开皇十年（580年），隋炀帝便开始派遣内史令高颖出使西域了。他在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候便“赐西域诸国方士罗彻等三十六人黄金十斤、锦帛六十段”（《大业杂记》卷一）。
从以上三条记载可知：
第一，在隋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中，安西都护府在隋初时曾经设置过。其“西平郡王”也是杨坚所封。
第二，至开皇十年（580年）隋朝派遣高颖出使西域时，龟兹、高昌都护府也曾设置。第三，炀帝的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开皇十年（580年）。
但根据《隋书·百官志》的记载可知，炀帝派遣内史令高颖出使西域是在开皇十年（580年），当时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尚未设置。至于炀帝的第三次出使西域，则是在开皇十年（580年），因为此时安西都护府已经设置。
由此可见，炀帝在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没有设置安西都护府；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候，则已设置了安西都护府。
五、隋初关于西域的文献与典籍
隋文帝时，西域已有关于西域的文献、典籍，也有关于西域的碑文、题记。
《隋书·西域传》是比较有影响的关于西域的文献记载。隋初，有关西域情况的文字记载主要有《隋书·西域传》《隋书·大夏传》西戎传》于阗传》和《隋书·西域传》等。其中，《隋书·西戎传》记述了西域诸国的情况，主要内容是：
“有王统而无国名，其国有两种：一种曰乌孙国，俗甚贫窘。王名始，汉时名呼渠黎；一种曰龟兹国，俗好文辞。”
“又有王统而无国名者，其国有三种：一曰匈奴之国，俗好射猎；二曰月氏之国，俗好游食；三曰龟兹之国，俗好歌舞。”
六、《隋书·地理志》记载的隋唐时期新疆的人口地理分布
在《隋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西域有三种：一曰中国，二曰北道，三曰南道”。
其东有鄯善、于阗，西有温宿，北有伊吾，南有玉门、阳关。其南则葱岭（即天山）之表，当亚欧之会。”
这是关于西域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的最早记载。
七、隋初西域地区主要战略方针
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派杨素率兵进剿高昌，结果却无功而返。这一事件使得杨素意识到，在西域地区的军事活动，必须“专为守御”。
在隋文帝与高昌的军事较量中，高昌多次进犯，都被杨素击退。在战争过程中，杨素逐渐对西域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杨素总结出了自己的战略方针：
第一：“因其旧制，抚而用之”；
第二：“使其王遣子入侍”；
第三：“使其国受我节制”；
第四：“以其王为大都督”。
作者观点：
1、隋文帝在其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为保障其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建立了一系列有效的统治制度；
2、隋文帝通过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治理，不仅获取了大量关于西域的地理情报和知识，还掌握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规律，并通过学习中原先进文化来丰富自身思想文化体系；
3、隋文帝在与突厥等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通过采取打击、安抚等多种策略，保持和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和平稳定。
隋朝时期，在隋文帝及朝臣的推动下，西域地区逐步成为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西域成为隋朝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和战略要地，为隋唐盛世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李剑农：《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1页。
郭克勤：《略论隋唐时期的西域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研究》1985年第5期，第78页。
郑超麟、杨宏志：《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第72页。
张承志：《北朝的丝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