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覃仕勇
大明王朝，看上去高度专制，越往后发展，竟越有个奇特现象：言论空前自由！
有多自由？看一个事就知道：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竟然都可以随便被骂。嘉靖年间的时候，也只是海瑞抬着棺材骂皇帝，到了嘉靖帝孙子万历帝那时候，连抬棺材环节都省了，几乎是想怎么骂怎么骂，比如万历帝，被给事中雒于仁上《酒色财气疏》，几乎给骂成了喝酒酗酒贪财的混球。
如果您要以为这个个例，那就偏颇了，雒于仁这奏折能流传，却并非独一份，比他骂的狠的有的是，比如田大益，直接就骂万历是集包括夏桀商纣宋徽宗汉灵帝等昏君毛病于一身的极品，十分火力生猛！
而且由于明朝舆论发达，出版业十分自由，大臣骂皇帝的奏折，基本就是骂完迅速流传，轻松就火爆全国。所以今天关于明朝皇帝的种种丑事，都是这么来的。
这种状况，以好些人抨击，就是明朝皇帝实在混账透顶，但换个脑子想想，别管做皇帝多混账，在其他朝代被骂这么混账，下场可想而知，比如后面的清朝，稍说错几个字，都可能抄家杀头流放一步到位，可明朝，却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自从明朝贯彻五复奏制度，就是皇帝也不可能随意杀大臣，一个死刑都是反复审核，地方官更没权轻易处死人犯。外加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高度自由，因此舆论也更加宽松。骂皇帝的成本低，自然好些人骂的欢。
当时骂的欢，但明朝的皇帝，也就被黑坏，特别是到了晚期，明朝的言官们，风气严重败坏，几乎到了听风就是雨的地步，比如万历年间，浴血朝鲜的名将邓子龙，都被言官骂成汉奸，大破日本的李如松，一场碧蹄馆小挫，都被言官们说成阵亡数万人的大败，如此不靠谱言论，今天还被日本右翼拿来吹牛，这类骂法若当了真，那才不靠谱。
以这个角度说，明朝皇帝们，好些头顶的罪名，也是不靠谱的。就连最后一位崇祯皇帝，明明清朝开国后都大力贴金赞扬，却也免不了黑，由于抹黑得太认真，太煞有介事，很多史学家都上了当。
举个例子。1944年，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写下了名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说，明末大旱，崇祯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写到这，郭沫若沉痛而又不乏调皮地说：“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
郭沫若写这段话引用的资料是计六奇的《明季北略》。
按郭沫若的意思，崇祯守着几千万两白银，却整天哭穷，甚至到了要上吊自尽了，也不肯拿出一两助赈、助饷，这不是比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还要守财奴吗？死了活该！
而实际上，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话并没有引全，在原话后面，计六奇已紧接着提出了质疑：“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所以，郭沫若引用这类材料所得出的结论，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人们的批评。就连小说家姚雪垠，就是写《李自成》的姚雪垠，都受不了吐槽：“对此重大问题，不多看一点史料，误信宫中藏银传言而轻易大发议论。”
但这么说郭沫若，也是有点冤枉，因为所谓崇祯有几千万白银这种传言，在明末史料里，真实一找就一大把，比如赵士锦的《甲申纪事》，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都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哪怕说的再像，只要稍微算个数学账，就知道假！
如何假？比如作家陈椿年分析：“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
就是说，传说中崇祯的财富，必须要大明朝不吃不喝，攒个四百多年，才能到这个数，显然对崇祯来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
但虽说数字账容易算，但好些历史学者，却是对郭沫若的说法顶礼膜拜，比如明史研究专家顾诚，就极力摇旗呐喊，专门写了《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认定赵士锦杨士聪都是第一手材料，十分确凿可信。但上面这个数字账怎么解释？顾诚没解释！
他没解释，但是杨士聪他们的史料里却捎带解释下，这些白银，好些都是万历皇帝横征暴敛攒下来的，不是正常收入，可对照《明史》，这话又没法解释：虽说万历一直背着这个锅，常被变着法骂，但张居正实施变法，给万历留下内帑的财富是七百万多两，而万历“暴敛”了四十多年，留给光宗、熹宗的财富也是七百万多两。这就叫横征暴敛？
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一书中的说法是：熹宗在位七年时间，就将神宗四十余年的蓄积挥霍一空，自从女真兵兴以来，内帑已空。
《明史》也印证了这说法：内府挥霍一空以后，熹宗就把本该发往边防的兵饷拨回内库，听任宦官糟蹋，大量采购物品和建造宫殿。崇祯帝即位后，虽然勤俭节省，但内库已经耗竭了。
所以说，赵士锦、杨士聪、张正声这些人其实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事实上，明亡前，赵士锦为工部员外郎、杨士聪为左谕德、张正声为兵部职方司郎中，属于中层文官，和崇祯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对内帑实情根本就一无所知。
相对而言，王世德的记载就比较可靠了。
王世德为锦衣卫佥事，“常居禁中宿卫”，对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明亡后，他不满野史严重失实，这才作《崇祯遗录》。
《崇祯遗录》是这样描述崇祯内帑的：熹宗在位七年时间，就将神宗四十余年的蓄积挥霍一空，自从女真兵兴以来，内帑已空。圣上曾经将宫中的银用器具运往银作局，浇铸成银锭以充当军饷。崇祯年间的饷银都铸有“银作局”三字，这是人所共见的事情，内库的空乏情形可想而知，哪里有什么几十年来存积的金银？！现在大家都众口一词指责圣上生性喜好聚积敛财，又一毛不拔，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草野乡民无知，讹传以为实，那些始作俑者，说话真是不顾及后果！
其实，先不论王世德与赵士锦等人身份的差别，单以他们说的话来分析，不难看出，王世德口中的崇祯，是正常人的表现；而赵士锦等人所说，根本就是把崇祯当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经病！
不过，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们感兴趣的不是正常人的崇祯，而是神经病的崇祯。
所以，在世人的眼光里，崇祯必须就是个神经病。
然而，李自成进占北京后，确实是掠得了数以千万计的金银。
但，这些金银是从内帑得来的吗？非也。
史惇在《恸余杂记》的记：闯贼从北京西奔长安，囊括得宫中的金银共七千余万两，用骡马驮载而去，天下人听说了此事，无不惶惑。大家也因此以为先帝宫中既然积藏有这么多金银，足够支配几十年的军饷，却吝惜不肯动用，强向百姓加赋税，增派了二百四十万两练饷，致使大失民心，天下瓦解。
史惇接着感慨地说：这即使是世间最昏庸、最愚蠢的人也不会干出的事啊。当时曾任户部官的吴履中有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他也怀疑内库存积有金银，请皇上派出来发军饷，皇上却流下了眼泪，凄然叹息，说，内库早是空的了。
内库早是空的了，那么，这数以千万计的金银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毛奇龄在《后鉴录》中指出：是向官员拷打勒索来的。
他说，贼军所拷索的白银七千万两，公侯占了十分之三，宦官占了十分之四，宫眷占了十分之二，商贾占了十分之一，另外，从宫中内帑的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处搜刮得来的，即使剔剥殆遍，也不及十万之数。贼军对外宣称是得自于内帑，那不过是想掩饰自己拷索的恶名罢了。
其实，李自成军对外宣称是得自于内帑，并非单纯掩饰拷索的恶名，而有更深的政治用意。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解释得清清楚楚：贼军搜刮到的金银，大约侯门占了十分之三，宦寺占了十分之三，百官占了十之二。商贾占了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内库久已如洗。怀宗（即崇祯帝）减少伙食、穿粗布衣服。凡是由金银制作的酒扈器具全部熔铸成银锭充当军饷。内帑并没有多少积蓄。贼军通过酷刑所得的金银，却宣称是从内库搜得，是想让不知情的人怨恨朝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