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强调“法制”，在充分保证法律威严的前提下能够“法外开恩”，在特殊情况下让有情可原者从轻发落，使法律又带着人情味，这无疑是法制社会最好的状态。然而在历史上，尤其是宋代，古人们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氛围显得相当严肃压抑，人们甚至不惜将“情”与“法”彻底割裂，摆在两个对立面上。其中有许多原本没啥大不了的案件，最后硬生生变成了悲剧。咱们今天就来讲两个历史故事，看看那会儿究竟是怎样的。
此决定一出，不少大臣第一反应就是拼命阻拦。朝臣们认为唐太宗应当先以严法立威，而不是过早地施行仁政。虽然大臣们对释放这些囚犯颇有微词，但眼看圣意已决，大伙儿也不太好说啥。结果次年，这390名囚犯全部如约归来，仅有一人迟到而已。唐太宗既欣慰又感动，遂赦免了这批囚犯。《资治通鉴》如是记载：“贞观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按正常思维来考虑，这本是一箭多雕的好事：首先，唐太宗的“仁政”得到彰显，百姓肯定乐意看到这样一位开明的好皇帝；其次，仅此一举，魏征为唐太宗制定的以仁政安天下的策略被证明有效可靠，太宗“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调。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对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变得愈发珍贵。此案往往被传为佳话，但在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纵囚论》中，唐太宗连同其做法被批了个体无完肤。
虽说《纵囚论》给人的感觉不太好，但欧阳修在其中阐明的一个道理却也值得商榷：皇权和法律究竟谁更高一筹，皇权该不该随意干涉法律？若说太宗纵囚一案颇具争议，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发生在北宋的这个案子，几乎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了。
事实上，韦大并没看清行凶者为何人，官府派人查了半天也没有多少头绪，只是按照程序，将有嫌疑的阿云传唤到衙门询问了一番而已。没想到小姑娘倒是痛快，把自己的初衷和行凶过程全都如实交代。案情并不复杂，阿云也确实值得怜惜，但“谋杀亲夫”罪名在古代可是重罪，况且这类案子挑战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依宋律判死刑其实也没多大问题。按照规定，地方作出的死刑判决须向上级呈报，最终由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大理寺点头签字后才能执行。结果卷宗还没传到大理寺，当走到登州知府许遵那儿时，这位厚道善良的知府大人就动了恻隐之心。
这番分析有理有据，但许遵的观点却遭到大理寺全盘否定。后者认为阿云的目的就是为了杀害韦大，即便没有对受害者造成足够伤害，官府在审案时也不应当用这个理由为阿云开脱。至于所谓的“悔过态度良好”就更不成立了：阿云是被缉拿归案后才认罪，并非砍完人后主动投案。总而言之，大理寺毫不犹豫地驳回了许遵的判罚，直接给了死刑。
简单而言，所谓严刑即严格遵照法律尺度，犯了罪就判，该死刑就死刑；慎刑则反其道而行之，多多少少带有一点“人治”的意味。若不以冷酷的法律为标尺，不搞“法治”搞“人治”，封建社会谁的话最有用？那肯定就是皇帝了——这便是问题的本质：阿云案发生时，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正搞得热火朝天，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致力于加强皇权，希望在皇帝的庇护下保证改革彻底地推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就十分反感皇权凌驾于法律的做法，倘若皇权膨胀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那么那些仗着皇帝宠爱的权臣岂不个个都可以随意践踏国法了？
还有一个细节：当自己的判决被大理寺驳回后，许遵曾搬出了一道阿云案前宋神宗刚刚颁布的圣旨：在审理谋杀案时，被告一方在被拷打前主动坦白的，都可以被视为“自首”；这一规则适用于行凶者对受害人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但并不致命的情况——说来也巧，这道法令似乎是专门为阿云案量身定制的。眼看连皇帝给的“免死金牌”都搬出来了，这下该稳了吧？谁料大理寺根本就不吃这套，继续坚持死刑；再往上告到刑部，还是死刑。
大难不死的阿云出狱后找了个丈夫并生了孩子，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故事到此本该结束，不料司马光并不愿意就此罢休。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司马光得以主持大局。他得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安石掌权时积累的许多案子翻出来重审，其中就包括阿云案；在重审的过程中，阿云又一次坐实了“谋害亲夫”罪名，火速审判后旋即斩首示众。这场律敕之争在北宋一朝轰动一时，最终以这样的悲剧收尾。
我们回看一下这两个故事：唐太宗想搞仁政，大手一挥赦免死囚，却被诟病“搞面子工程”而践踏法律威严；阿云本有情可原，完全可以从轻发落，但“严刑”的支持者们为了维护法律效力约束皇权，最终使得阿云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表面上看，这严刑似乎搞得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换个角度考虑，正如欧阳修所说的那样：能犯下滔天大罪的人本质就是小人，岂能因做了一件好事就直接洗清罪责？既然作恶多端的人不能遭到法律惩戒，那么法律的设置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如何把控“法不容情”或是“法外开恩”的尺度，这至今仍是一个敏感话题，但相比于当下，古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残酷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