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很有趣的朝代，一方面非常遵循祖训，朱元璋说过的话定下的制度，老朱家的子孙们都不敢有所忤逆，但另一方面几乎明朝后来所有的发展都跟朱元璋的计划反着来，各项措施无一例外的都走向了这个制度设计者的反面。
朱元璋非常痛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陈友谅的地盘，是朱元璋最难啃的骨头，同时这里的人们也非常怀念陈友谅，认为陈友谅是个好的统治者，于是老朱大笔一挥，看我不整死你们，这个地区对农民的赋税达到了其他地区的六十倍。
这个惊人的数字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这个地区大部分人根本交不起税，所以这个地区最后干脆很多人都不种地，搬到城里经商去了。这就造成了明朝江浙经济文化的双重发达，这个地区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地区而且引领这帝国的文化风尚，这个结果估计农民出身的朱重八怎么也没有想到。
除了苏州府还有更多让朱元璋这个帝国缔造者万万没想到的事，朱元璋最恨的贪官，因为明朝俸禄低，最后明朝官员的贪腐成了制度性的，全体性的贪腐；因为害怕宰相架空自己，所有的部门都直接向皇帝汇报，结果明朝皇帝普遍懒政，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比宰相权力还大的内阁首辅；朱元璋恨宦官，制定了最严苛的对付宦官的办法，结果明朝成了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之一。
这些有趣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总之朱元璋设计的大明朝的制度，因为需要非常强有力的头脑和勤奋，除了他自己谁也玩不转，正当所有人都渐渐忘记朱元璋的时候，明朝群臣里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张居正，大喊一声，“太祖我来了！”，从此明朝进入了一个朱元璋式的回光返照时期。
（1）“我不是改革家”
张居正如果认识李鸿章，一定会引为知己的，这两个人都是在王朝后期用尽心血，敲敲打打缝缝补补，对风雨飘摇中的王朝做着最后的拯救工作。
后世总冠以张居正改革家的称号，事实上张居正什么都没有改，他做的只不过是恢复朱元璋时候的旧制，因为明朝君臣上上下下机会都快忘记朱元璋了，所以张居正的行为才会被认定为改革，事实上张居正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权臣，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想让明朝这架老旧的机器再多跑几年。
张居正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道德楷模，没上位的时候各种阿谀奉承改换门庭做的比谁都溜，上位之后勾结太监讨好孤儿寡母，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张居正的做事风格，他信奉的从来不是儒家的道德高一切则垂拱而治，他信奉的是法家的那一套，一切的道德是靠不住的，名声这东西他从来不在意。
比如他就毫不掩饰的让自己的儿子中了状元和榜眼，这在主张瓜田李下都要避险的儒家看来简直就是不要脸的行为，为此张居正好不在意。
在张居正身上完全能够看到太祖的影子，务实刚毅，省去一切不利的道德枷锁，大明王朝十年的实际最高领导，从某舟方面真的可以看做是朱元璋附体。
比如朱元璋不喜欢孟子，干脆就改了孟子，哪怕儒生们都反对，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千年以来的基本制度，张居正要丁忧，也就是辞去官职回家守孝，这是儒家的基本伦理，如果不这样基本上行同禽兽，会遭到所有人的唾骂。
但张居正就不回去，此时改革正惊醒到深水区，必须全力以赴，他一旦离开首辅的位置，以明朝当时的官场，自己的努力肯定会付之东流的，所以张居正以当时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夺情”的诏书。
意思就是国家离不来你，你不能回去，因为是违背了人伦之情，所以叫做夺情，就是把你对父母之情给夺走了，既然皇帝不让张居正走，张居正也就只好“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为国家出力，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圣旨不过就是张居正贪恋权势的借口罢了，此时的圣旨还不是张居正说了算。
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此时的改革必须继续进行，不能松懈。
那么张居正到底做了什么事，让他必须要全力以赴的去做，不能由其他人代替呢？
（2）长了腿的土地
中国古代典籍《管子》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齐桓公向管仲咨询，怎么样向百姓收更多的税，而百姓的反感度最低，管仲给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给食盐征税，这个方案的完美之处就在于征税征得的不知不觉，而且百姓还不能避免，因为每个人都要吃盐。
古代的经济思路和制度，都是沿着如何高效的增加政府收入，同时又让百姓有足够的空间来生存和发展进行的，历代以来都积累的非常多的宝贵经验，因为在中央政府收税这方面，历朝历代肯定都是用着最聪明的大脑来解决这个问题，上面说的管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收税成功的例子。
但是朱元璋不管什么以前的成功经验，他也理解不了复杂的经济制度，他用的就是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农民思维，把全国完全变成一个农业国家，每个人都有世世代代不能改变的身份和职业，其中绝对多数的职业就是农民。
然后就是朱元璋抛弃了前代所有的经验，直接简单粗暴的想土地和人口征税，大明朝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此，之间建立起中央政府和农民的税收关系。
所有的复杂设计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朱元璋的简单设计意味着他能够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事实上以朱元璋的勤奋和明初的高压行政效率的确是能够解决这样征税的两大问题，统计土地数据和严管各级官员。
朱元璋时代的行政效率极高，统计全国土地和人口，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记载人口和土地数量，鱼鳞册是为了防止有人不识字，把徒弟的样子一片一片画出来，看上去像鱼鳞，所以又叫鱼鳞册，如此庞大的工作，行政效率极高的洪武时期，朱元璋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经过朱元璋和全体明朝官员的勤奋工作，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由于明初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明太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全国户籍共计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积则达到了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这下子朱元璋可以松一口起了，统计好了数据接下来只要按照数据去征税，国家每十年更新一次数据，这样朱氏子孙就可以躺在朱元璋设计好的宏伟蓝图上坐享其成就可以了。
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年之后，明朝政府的有一次数据普查，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明宣帝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朝的统计数据结果是这样的：
全国户籍共计九百九十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九户，五千一百九十六万一百一十九人；土地面积四百一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六顷。
这个数据直到张居正出现之前一直都没有改变，这种统计结果，但凡脑回路正常的人都会觉的难以相信，人口没有增长这个就不说了，勉强还能说的过去，但是你这土地怎么就比太祖时期少了一半呢？人会死亡，会跑路沦为乞丐，但是你这土地再怎么说也不会长了腿跑了吧？
大明朝上上下下就是依靠这完全不靠谱的数据进行征税，如此荒诞的怎么就有人信呢，大家都相信这份数据，是因为这本就是上上下下愿意看到的结果。
（3）遮羞布也不要了
土地不会长腿跑路，但是人们可以给土地穿上隐身衣，因为土地是明朝政府的税收依据，能否完成税收又是各级官员能否升迁和保住乌纱帽的主要依据，所以为了政绩和升迁，各级官员统计的时候，自然少报土地瞒报土地就成了他们缓解压力的主要途径，土地上了上面的收税任务自然就少了，对于这种事情，官场上从无品的帮闲到极品大员，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有地的农民和地主，那当然就更乐于少报瞒报了，土地少了可以少收税，傻子才会多报，少报成了一种常态，就这样在底层民众，中间地主和上面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大明朝的土地仅仅是过了三十年，土地数量就少了一半。
虽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毕竟官员们受儒家教育那么多年，多少脸面还是要一点的，所以到了规定的重新测定土地的期限，各级官员虽然也只不过是随便看看，照着前面的统计重抄一遍，但多少还是有些出入的，毕竟那一块遮羞布还是要的。
但是到了明武宗时期发生的事情，就连这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
期一次发生在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第二次发生在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这两次全国的土地数据居然是分毫不差的，大家是最后的颜面也不要了，只是照抄了数据而已，反正上上下下都已经知道这个数据不准了，后来干脆有了黄册和白册的区分，黄册是给上面看的，白册才是实际相较准的土地数据。
（4）张太岳雷霆一吼
从科举考试一路走过来的张居正对明朝官场上上下下那看的是透透的，一旦上位就开始了自己的针对性措施，比起各种复杂的改革，张居正的改革只有两项，第一是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第二就是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
提高办事效率是基础，在张居正的主导下，明朝官员开启了大大小小的上班打卡，下班考试的各种考核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张居正要对全国官员进行严密的监控，日常工作都要进行考核。
具体措施有一项就是给了每一个官员一个任务册，定期上缴任务册，完成的就按照晋升机制晋升，完不成的则及时的淘汰，通过一些列的考试制度，明朝这架几乎运转不动的老旧机器，又开始重新运转起来。
这当然不是什么创新，朱元璋时期的考核跟严格也更恐怖，张居正做的只不过是让明朝回到太祖时期设定的轨道上去，做完这些第二件大事跟朱元璋一样，丈量全国的土地，这一次是来真的。
明朝各级官吏的高效运作，加上张居正的奋力怒吼，大明朝终于开启了一丝希望，张居正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死的时候他死时，北京的粮仓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也堆满了银子，一切看起来似乎正在朝着光明走去。
但是这一切却为大明朝开启了毁灭之门，当高效的税收制度建立之后，尤其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把一切都简化了，所有人交税只交银子，而且交多少写的清清楚楚，简单明了，没有多余的形式和废话，各级官员的贪腐空间小了很多，中央政府又重新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控制感。
（5）想不到的结局
当税收畅通无阻之后，明朝政府一遇到危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加税，结果偏偏后面政府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什么倭寇，蒙古和后金的不断骚扰，政府一次又一次加税，最后的结果就是彻底抽空的百姓的财力，政府和民间，已经没有了任何可能的缓解空间。
什么万历三大征，剿饷，连饷，助饷，各种费用一次又一次的给朝廷供血，张居正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重新打通的这条输血大通道，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总结：朱元璋和张居正的成果都需要本人活着才能维持，或许这也是中国治乱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