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最早成功的创新案例，并不是基于要改变世界的宏大愿望而成功的，很多人是基于很朴素的愿望，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在过去四十年最初创业的过程中，都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环境，导致了这些创业的冲动，而且成就了一批企业。
·“卡脖子”的领域都发生在市场化创新的部分，是成长比较快的部分，受到了关注和压力，从而形成科技战，不是市场化有问题。为什么有些领域没有出现“卡脖子”情况？因为“脖子”都没长出来，“没有脖子”可“卡”。
5月19日，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周路明在复旦大学EMBA前沿论坛暨澎湃新闻“家园计划”联合启动仪式上演讲。
“深圳创新模式的话题，是个老话题。但最近几年在创新领域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感觉这个话题还是有重复的必要。”
5月19日，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报业集团澎湃新闻主办的“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前沿论坛暨澎湃新闻“家园计划”联合启动仪式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在题为《深圳创新的路径模式》的演讲中表示。
周路明历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扶持了一批顶尖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产业化。围绕市场化创新以及中美科技战等话题，周路明指出，市场驱动是深圳创新路径的重要特征。要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就要按市场化的方式去组织创新。
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创新城市？
周路明认为，深圳能够成为全球知名的创新城市有五个原因。
第一，香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企业贸易形式，使电子工业向珠三角的转移，成为深圳创新的第一个垫脚石，是深圳制造业的基石。“制造这个话题对大国来讲，在物理世界把一些东西又快、又好、又便宜，并且成规模化制造出来的能力，是一个大国必不可少的能力，这现在成为我们在中美科技战中对冲美国技术优势的重要砝码。”周路明表示，深圳的第一步是走出了制造之路。
第二，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八大金刚”给深圳创新提供了助力，即赛格、中航技、桑达、北方、先科、爱华、中石化、华能。“如果说‘三来一补’带来的还是很初级的条件和资源，那‘八大金刚’带来的是我国在存量科技资源里比较有分量的技术、装备、科技人员。”周路明说，“深圳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几乎都来自于‘八大金刚’孵化的公司。后来逐步裂变，形成了现在的创新生态。”
第三，“18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允许科技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这个文件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事情。任正非提过，他创办华为也是受此启发，因为18号文允许科技人员创办民营科技公司。”
第四，深圳是“移民城市”，深圳官员、创业者、科技人员、生意人士的共同特质是“求变”，这是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深圳文化的特征。深圳与香港的差别在哪？“我觉得在文化、人的差别上。”周路明指出，当时香港的市场化程度高于深圳，但是它的人口结构与深圳移民城市的结构有差别。“华强北是怎么起来的？是潮汕一帮做生意的人卖电子元器件做起来的，他们卖得很有章法，而且很多人因此发了财。依托这个电子元器件的卖场，形成了小批量、快速制造的业态，这跟我们说的移民城市结构有很大关系。”
第五，深圳是市场经济环境最大的受益者。市场经济的环境是推动创新的源动力。“深圳最早成功的这些创新案例，并不是基于要改变世界的宏大愿望而成功的，很多人是基于很朴素的愿望，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周路明说，“在过去四十年最初创业的过程中，都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环境，导致了这些创业的冲动，而且成就了一批企业。”
市场拉动、需求驱动的创新特征
周路明谈到，深圳的创新模式是从技术出发的，没有大规模的科学实践，而是技术驱动的市场化实践。
“大家都认为，从科学到技术是必然的，科学的建立对中国短时间内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体系当然是非常大的成就，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需要补工程文化的课，而且需要把解决问题的逻辑带入科学系统。”他说。
“国家对于创新路径有标准定义，即成果转化，这是国家体制安排上非常重要的特征。但深圳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是从市场需求出发推动的创新。”周路明举例说，“华为和中兴最早都是做代理的，在卖产品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些产品的性能，并且希望要挣钱，然后开始尝试做制造。在制造的过程中，为了提升产品的性能，开始做研发，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国际性的公司。这种案例，在中国这四十年来出现了很多。这是市场拉动、需求驱动的重要特征。”
此外，周路明还认为，由于深圳从技术出发的创新模式特征，产学研合作模式的落地在深圳也有所不同。“我们是产在前面，即产业、企业提出问题，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来满足企业这些具体的技术需求。这些技术只要你做出来，就是有用的，因为需求摆在那儿。”
周路明认为，中国市场化创新的快速发展是触发中美科技战的原因之一，“卡脖子”的领域都发生在市场化创新的部分，是成长比较快的部分，受到了关注和压力，从而形成科技战，不是市场化有问题。“为什么有些领域没有出现‘卡脖子’情况？因为‘脖子’都没长出来，‘没有脖子’可‘卡’。”他表示，未来解决“卡脖子”问题还是要按市场化的方式去组织创新。
而谈到市场化创新，周路明认为，市场驱动是深圳创新路径的重要特征，在市场化的创新中，技术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做技术而技术”。
周路明还表示，深圳的创新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学习创新的。中国的创新是跟随式的创新，所谓跟随式创新，就是在大多数领域，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布局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在这个情况下做创新，你是重复地把别人做过的研发都做一遍，还是选别的路径？对于跟随式的创新，为什么过去40年出现了那么多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周路明问道。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与研发相比，管理创新可能在某个阶段来得更重要。
另外，深圳的部分企业，由于香港“三来一补”的元素，加上港台投资的触角，很早就嵌入到国际供应链当中。“嵌入的过程就是学习创新的过程。当你要成为国际供应链的一环，要经历非常多的考核和历练，从研发到管理再到生产线的各个环节，要适应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应用端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也使美国人现在想把供应链从我们这里拿走的时候变得比较费劲。”
在谈到中美科技战时，周路明发现，“过去40年，我们的创新体系是‘两头向外’的。科研上，我们跟着发达国家去学习知识、发表论文，这块做的规模很大；产业上，我们嵌入国际供应链去学习创新的知识。但带来了一个问题，中国这么庞大规模的创新体系里，几颗巨大的零部件中间是分裂的。”
此外，周路明也谈到了深圳的一些短板。“深圳的公司，也是从奴隶到将军的成长路径，这跟很多发达国家，尤其是跟硅谷的例子相比，是有明显差别的。从最早一些做代理的公司，慢慢变成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公司。从奴隶到将军的成长路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说，但这种“丛林英雄”式成长出来的公司，在维护供应链和生态意识方面相对要差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