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纵囚”事件,《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有记载。
该事件讲的是:唐太宗爱民如子,一生提倡慎用刑罚。贞观六年冬,大理寺卿上奏,说狱中有三百九十名死囚将在来年秋后问斩,但这些人牵挂家中父母、弱妻幼子没有着落,日夜啼哭,怎么劝都劝不止。因此,相关官员建议提前用刑,还大狱一个安宁。唐太宗思索片刻,下旨将这些死囚们全部释放回家,以一个月为期,等他们处理好后事之后再自动回来受刑。不用说,这个做法很疯狂,朝野震骇。大家既为皇帝的仁慈而感动,又都担心这些死囚一去不回,为害社会。但是,到了次年元宵节,即死囚回来报到之日,这三百九十名死囚一个都不少地回到了监狱。唐太宗看见他们全都诚实守约,是可以转变的良民,又下诏免去他们的死罪,改为流放。
单就这件事来说,唐太宗以仁义感化囚犯,功德无量。
但是,自古以来,趋生避死是人们的本能,这些死囚从监狱逃出生天,却又全都视死如归,自觉返回狱中领死,感觉里面定有蹊跷。
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虽然也记录了此事,但他怀疑此事是一场“政治秀”,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推设其中内幕。
欧阳修说:君子可以施予信义;小人只能施予刑戮。判定为死刑的人必定是罪大恶极之流,是小人中的小人。君子都明白应该死于大义,不应苟活于屈辱,但要他们为大义而做到视死如归,还是不可能事。作为小人中之小人的死囚,却轻轻松松地视死如归,太违背情理了。
欧阳修再从“感化”的角度反证,说:有人说死囚虽然是小人中的小人,但被唐太宗的恩德感化,都变成了诚实守约的君子。但这恩德感化人的深度和速度让人难以置信。
最后,欧阳修的结论是: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就是唐太宗有意作秀,与囚犯达成默契:释放了,就一定要回来,回来了,就一定会赦免罪行。最终,上唱下和,共欺世人。唐太宗因此得贤君之大名;囚犯则重获新生,双方皆大欢喜,一拍即合。这里面,并无恩德诚信可言。
欧阳修因此叹息说:“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清代大儒王夫之对欧阳修的分析非常赞同,并作了补充:死囚其实是逃无可逃,必须回归监狱。他说,唐太宗之世,法令严密,乡民之间,什伍连坐相保,宗族亲戚比邻而处,囚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王夫之坚信: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
即“纵囚”事件有伪有诈,并不值得过多赞誉。
最后补一句,唐太宗有治国大才,确称得上千古一帝,但他好名已是史家尽知之事——因担心身后名声受损,曾专门向禇遂良、房玄龄等人索要国史书稿,为千古丑闻。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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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开国伟人对这两部书推崇备至,其中曾通读了《资治通鉴》十七遍。他无限感慨地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
其实,读《资治通鉴》不单单是通晓历史,还可以从中思索和提炼出许多职场、人际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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