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二程: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不志,潜心学问,终成一代大儒

二程: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不志,潜心学问,终成一代大儒

二程:道通天地外,思入风云中

在中国思想史中,二程的名头可谓响亮,即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他们是“程朱理学”的开派之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亦称“洛学”,其学说形成于北宋,经弟子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的代代相传,到南宋朱熹时集为大成。

兄弟二人为北宋嘉佑二年的同榜进士,在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同年进士近四百人,星光闪耀,巅峰爆发,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宰相章惇和吕惠卿,名将王韶,“关学”领军人物张载等等,有着千古第一榜之名,被称为“千年科举龙虎榜”。

可惜的是,这些人身处王安石变法的漩涡中,为了各自的理想分边站队,捉对厮杀,而二程因对变法持反对的态度,所以一生不得志,遂潜心学问,福耶祸耶,难以说清。

二人为河南伊川人,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均就学于大学者周敦颐,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的话,那么提起那千古名篇《爱莲说》肯定会有感觉的。

再者,他俩同写出大气磅礴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关系亦是非同寻常,张载是二程的表叔,被尊为张子,其开创的“关学”与二程的理学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

中国自汉代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因其与“正宗”的儒家学术相去甚远,被董仲舒塞进了许多为帝王服务的私货,加上南北朝以来佛教东渐,席卷华夏各个角落,影响甚大。

而儒家学说则日渐式微,尽管在北宋初期,由石介、胡瑗、孙复等人的振臂高呼,却也收效甚微,曾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几如陪衬地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二程再次振兴了儒学,最后是由朱熹加以继承的发扬,最终形成了庞大又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便是影响后世千年的“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占据着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而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这五人,亦被称为“北宋理学五子”。

程颢一生仕途蹇促,中进士后历地方小官,颇有政绩,官至太子中允,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直被打压,及司马光执政方才被授宗正寺丞,可惜的是未及行即病逝,年54岁,赐谥纯公。

相比之下,弟弟程颐要幸运一些,他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后来还被司马光擢为宋哲宗的侍讲官,但在此起彼伏的党争中亦是被打压得头破血流,竟然到后来被押解到我们四川绵阳交地方管制,宋徽宗还曾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后世有楹联说的便是他这一段经历:

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师宗推北宋;

涪江汇薮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焕西川。

但他活得够长,尽管同他哥哥一样,一生受打压而不得志,但他心胸开阔,百折不挠,一直到75岁时去世,追谥正公,这在当时算是长寿之人了,从而也成就了他对理学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

二程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其强调的是天理同人性之关系,“天者理也”,将不可捉摸的天拟人化,成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而人的内心思想要符合人伦道德,使人的行为规范要遵循天理,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天理何在”、“天理难容”,这些平常出现在人们口中的言语,其实都是二程理学的延存,因此可以说,二程的学说贯穿了以后所有国人言行举止的方方面面,亦是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在人们的意识中,对理学的认知是停留在“存天理,去人欲”上,这本是没错的,但往往在理解上出现偏颇,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一观念成为束缚人们解放思想之祸首。

其实二程的理学是认为,天理作为客观存在,是自然规律同人的伦理道德相互相存的,人要做的就是以天理立心,以此来确立人的道德和道义自觉,这才是理学之根本,而后世很多之极端的做法,是不应该将其归罪于理学的,只能说是借着理学之名来妄行极端之事。

如果仅就学说的主旨而言,二程兄弟间并无二致,二人的区别主要是在义理的延伸方面着力点不同,仅此而已,在这方面,因为程颐的生命长度高于兄长,所以,在阐释义理上有着更进一步的高度。

对此,黄宗羲曾有个很形象的评价二人的区别,“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二程作为正人君子,留传下来的逸事不多,算来大概只有一个“程门立雪”,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他们的声望之显赫,不仅洛下诸多俊杰相从,而且还有很多外地学子不远千里拜在其门下,甚至连官也不做了,比如这故事的主角,后来被尊为龟山先生的大学者杨时。

史载,“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

程颢的性情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即使是那“拗相公”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一日王安石国变法正同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拗相公“方怒言者,厉色待之。”正好此时程颢进殿,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

只这一句轻言慢语,便让霸气十足的王安石瞬间不好意思起来,史书记为“安石为之愧屈。”可见时人对程颢的尊重程度有多高,他这样性格的人,在任何人眼中,都是一位值得尊敬之人。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是程颢写的《春日偶成》,同朱熹那首“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春日》相似,反映的也是作者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出游的感受,只是表现的角度有所不同。

朱熹所说的是春天万紫千红所带来的喜悦,而程颢则将自己包裹得紧一些,他在蓝天白云下傍花行走,春天带给他的美其实只是外在的,其实他内心去是“老去逢春只自伤”,只是别人不解这内中之情,还误以为他亦是个见到春天就欢呼雀躍的人,由此可见程颢之稳重是异于常人的。

相比之下,程颐就要潇洒了许多,这不仅是性情的因素,也是他面对生活的态度比乃兄豁达,我们从他的一首《陆浑乐游》的诗中可见一斑。

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

舟萦野渡时,水乐春山响;

身闲爱物外,趣逸谐心赏;

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

大地才有点绿意,便急不可待地一个人出门赏春,小舟、野渡,春山、绿水;野趣盎然,归家的路,樵夫的歌,将落的日头傍着寒山,满满地舒畅,这首诗将程颐喜好大自然的心境,尽情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览无余,很难想象,如他这样的理学夫子,其实同我们一样,爱山爱水爱春光,醉心于诗情画意的山山水水。

作为理学大师,二程并不以诗词歌赋见长,尤其是在宋代人人皆可诗词的时代,他俩的诗词并无一首能被人熟知,也许是他们的诗词已不自觉的代入了其学术的观点,虽说“理趣”是宋诗的特点,但太过了,反而让人有味同嚼蜡之感。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是程颢的《秋日偶成》,一看就如同一个老夫子在说教,虽然是自抒其志,但就诗歌来说,却未见得好,如果将这首诗“腰斩”,前半截还有些意思,那后面的,没有也可。

如今,振兴国学仍是官方努力号召的主题,然而,对“程朱理学”来说,无论在推广和研究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至少是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甚至二程理论中以“民生为本”的思想也鲜为人知,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学术界和民众思想的进一步提高,二程是会得到他们应有地位,在中国思想史上,更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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