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王朝，不止政治、经济超前，在文化上的发展亦当仁不让，这其中就包括幻术，不止承继了原有的幻术类型，域外幻术也随着传法的僧人、使节的脚步被带来了中土；而在中外幻术的双重刺激及人们认识、造术水平的提高背景下，本土亦有新的幻术种类现世，在幻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将唐代作为特定研究对象，无论是对幻术本身，还是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特殊性。
就幻术本身而言，幻术的作用绝不限于“娱人”的层面，在政治生活领域，它既可充作方士干禄的重要阶梯，也可成为影响战局的重要砝码，再者也可被取来作为神化起义领袖，用以号召徒众，鼓动造反，建立政治集团的重要工具，尤其在唐朝这样一个，幻术迎来大发展的时期，幻术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幻术与外交
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交流空前繁盛，借助这一契机，幻术亦迎来了大发展的舞台，并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武帝与隋炀帝时期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通过频繁的幻术陈设，展示了中原王朝强大的综合实力，进而让外夷折服，借以达到一种很好的外交效果。
入唐以来，随着杂技的异军突起且主要杂技节目均已形成较完整的系统，其惊险刺激程度较幻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招待外夷时多有陈设，俨然已成外交表演主流之势，而幻术外交的空间已多被挤压，但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鱼龙戏”。“鱼龙戏”依然在幻术外交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其中最大的展示舞台就是每年元日的大朝会，此时外夷来朝，在进行主要的礼节性活动之后，就会进行包括“鱼龙戏”在内的百戏表演。这些百戏表演就是展示国力、形象的绝佳形式，在元日外夷来朝时陈设更是有着强烈的喻意，正如韩鄂《岁华纪丽》所言，通过这些表演用以“内抚诸夏，外接百蛮”才是唐王朝的真是意图所在。
唐中后期，国力衰退，早已不复当年“万国来朝”之况，使节之间的相互来往也大大减少，故幻术用于外交的实际效用也就大打折扣，这种宫廷类的幻术同时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受财力等等因素，宫廷再也组织不起来规模宏大的散乐表演，其艺人也散落民间，反而促进了民间幻术的发展。
综上，古代王朝将幻术表演作为一种软实力外交手段，频频将之用于外交舞台，目的在于通过眩惑、神秘的艺术表演，笼络诸夷，使外夷折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就幻术表演类型而言，可大可小，这背后与国力、皇帝个人的意愿等因素密切相关。
幻术是方士获得晋升的重要阶梯
方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指一种掌管狱讼的官职，后期其涵义有所演变，成为对擅“数术”或“方技”之人的指称，而幻术就是方技的一种，故谈论这些早期幻术家时也可以方士称之。
秦汉时代方士盛行，以秦始皇、汉武帝为代表，他们身旁就聚集了一批方士，但不同的是前者身旁聚集的多是鼓吹神仙说的欺诈之徒，多不见幻术本领，而后者身边聚集的方士本领高强，有李少翁、栾大、李少君等人，均擅长幻术，受到汉武帝的极大尊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方士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方士群体内部在不同的政治氛围下也进行着嬗变，以佛道为例，随着道教的发展，一部分方士转化成了道士；佛教的传入，其僧众也常被当做方士，为了传教，他们也常以方士来比附。
入唐后，进入宫廷的幻术家大致以三类面目出现，即道士、僧侣、其他（诸如术士、祆教徒等等）。对他们的恩赐也因人而异，这背后与当时的时局，皇帝的偏好等现实因素攸关，总体而言，大体有四种方式，即授官（含死后赠官）、赐号（含赐法号与谥号）、赐爵、其它奖励。
一、唐前期
唐前期皇帝恩赐，拜官、赐号、其它奖励三类皆有，以拜官为主，主要在高宗、中宗时期。高宗不吝官位，对幻术家赏赐多用官位。如明崇俨，就凭借幻术，蒙高宗召见，入宫后颇受宠爱，每次趁谒见高宗之机，便“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高宗多有采纳。
武周政权时期，不少方士便凭借法术出入宫廷，为其政权服务。“或薄解符章禁祝小技，出入天庭……近来此风，少行京洛，良由供奉道士多此中人，持兹鄙俗，施于帝里。”神龙政变后，中宗复位，昏庸无道，由韦后把持朝政，授官颇滥，道士叶静能这时凭借“妖妄为上所信重”，固宠其位，先后被授尚衣奉御、国子祭酒、金紫光禄大夫等职，前两职是职事官，其中尚衣奉御一职，掌供冕服、几案，正五品下，虽无多少实权，但位高荣宠。
二、唐中期
唐中期皇帝恩赐方式多样，拜官、赐号、赐爵、其它奖励兼而有之，集中在玄、代时期。以玄宗为例，随着玄宗的励精图治，开元后期，大唐国力已达到极盛，此时的玄宗感到高枕无忧，天下太平，便沉溺于享乐；再加上年事已高，使他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长生之说”便再次受宠。
《唐语林》对此载道：“玄宗好神仙，往往诏郡国征奇异之士”，其中就有身怀法术者，玄宗对其恩宠甚厚，对他们不止授官、赐号，甚至还有其他的恩惠。如道士张果，自我吹嘘的长生术正合玄宗胃口，多次在玄宗面前展现幻术神异，令其大为惊奇。在多次试验后，玄宗终于相信他的“灵异”，并发出“得非真仙乎”的感叹，因而恩宠甚隆，专门下诏授其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赐号通玄先生，还打算将玉真公主嫁给他。
与之相比，同样怀有法术的佛教徒，可就没这么幸运，玄宗对其更多的是物质、荣誉性的奖励、赐号、死后赐谥、赠官等，有时甚至不进行任何赏赐，究其原因，应与玄宗时确立的“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及佛教方术并不能致长生的现实攸关，即使佛教高道频频用法术解民倒悬，为国家、黎民造福，玄宗并未改变初衷。
三、唐后期
唐后期皇帝恩赐，拜官、其它奖励、赐号皆有，集中在宪、武、宣三朝。宪宗朝田佐元，“自言有奇术，能变瓦砾为黄金”，因之以布衣授县令之职。宪宗之所以授予临民的县令实职，很可能与宪宗患家族遗传病有关，患自己命不久矣，渴切长生，急需这类奇人为自己服务。
后来的武宗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这其中不乏一些身怀法术的方士，如许元长、王琼等人，但武宗好道术修摄及长生诸事，因而对这些方士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好感，即使如许元长等人当着武宗的面上演了搬运东都石榴的幻术，但武宗仍旧对其没有进行一些赏赐，很可能他们因不能满足武宗的现实需求，已被逐渐边缘化，相反，对一些致他修道的道士，武宗却不吝官位，如刘玄靖就被授“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还赐号“广成先生”。
幻术是某些政治人物、集团集结政治力量的手段
利用“幻术神异来发动群众，是政治斗争中的惯用伎俩”，整个中国古代概莫能外，主要集中于王朝初期与末期，这与王朝在这两个时间节点面临的政治情境攸关，这一时期王朝政权内部向心力十分松散、自身的控制力尚处肇建或行将崩塌，无法对每一地形成有效的控遏，这也给了野心家崛起的土壤。
在这其中，幻术作为一种集结政治力量、舆论造势的手段便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幻术本身产生的神奇异效让本不谙世事的群众对此深信不疑，并进而演化成一种信仰，将作术之人认作“神”的化身，甘愿为其服务，广为熟知的张角太平道、孙恩起义、乃至明清的白莲教等，在其庞大的起义声势背后，就夹杂着幻术的“身影”。
唐代用于集结政治力量的幻术类型，可大可小，既可为“役使鬼物、圣龙吐水”这样的小型幻术，也可为作数里雾气的大型幻术，不一而足。
就小型幻术而言，可操作性强，他们以“驱妖降鬼、疗疾”等面目显世，而这些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来说，能够从中得到心灵的寄托，减轻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因此与民间结合甚密，拥有很大的市场，故往往能在短时间号召起庞大的队伍。大型幻术如作雾，作术前应要提前探知天象，在杂配以术法，制造幻象，而作术效果还要以实际天象为准，不测因素甚多，可操作性不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