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历史上宦祸最为猛烈的三个朝代（东汉、唐、明）之一，和东汉、明朝的宦祸相比，唐朝宦官不仅专权乱政、祸国殃民，而且能够操纵君主的废立。
唐朝后期，自唐穆宗至唐昭宗九任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七任皇帝均为宦官所立，其中敬宗被宦官弑杀，昭宗被宦官所幽废，宦官权势之大，触目惊心。
唐代宦官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能量，随意废立君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代后期，宦官掌握了统领禁军的权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持了皇室卫戍部队的统领权，大大增强了宦官操纵皇室政权的资本和实力，这无疑是唐代后期宦官能操纵君主废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仅仅是靠把持军权，行君主废立之事，虽然理论上可行，操纵起来却未必顺利，很有可能引起冲突。奇怪的是，唐代后期宦官频繁废立君主，却并没有引发较大的政局混乱和波动，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唐代后期的宦官，除了专断掌领禁军的权力，还有其他原因，为宦官操纵君主废立提供了“便利”。
先简要了解一下唐代后期宦官对禁军的掌领制度。唐代宦官掌领禁军，从“安史之乱”时就出现了。其时，宦官李辅国随皇室出逃途中，鼓动时为太子的肃宗李亨即位，被加封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始掌握兵权，回京后又封为兵部尚书。代宗即位后，又因拥立之功统领禁军。李辅国被诛后，此后的大宦官程元振、鱼朝恩都是“专制禁兵”“专典禁军，宠任无比，上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新唐书》）
唐代宗还新设了“观军容使”，统领各军，由鱼朝恩负责。“观军容使名，自朝恩始也。”（《旧唐书》）因鱼朝恩专权骄横，代宗借助朝臣力量将其诛杀后，暂时取消了宦官掌兵现象。
唐德宗即位后，因发生节度使兵变——“泾源兵变”事件，德宗诏令禁军平叛，非宦官掌领的禁军居然不敢前来，德宗只好离京出逃。返回后，开始猜忌将领，重新起用宦官掌领禁军，进一步扩充禁军力量，设立了神策军中尉制度，并正式确立神策军由宦官专领，从制度上保障了宦官对神策军的统领权。
神策军中尉制的确立，提升了神策军的地位，也使神策军的职责由单纯的宫廷禁卫，扩大到戍守、平叛、征战等多个方面，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直接指挥、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武装力量，从而使宦官的权势地位大大增强，为宦官专权、操控皇室提供了机会。
拥有掌典禁军的权力，使宦官专权、操控君主废立有了可能。但唐代后期宦官操纵君主废立之所以能顺利进行，还有两大原因不可忽视：
一是唐代宦官拥有合法的参政权，逐渐把持了朝政中枢机构。一般而言，宦官干政是指宦官逾越职能，干预朝廷政事。但唐代通过设立内侍省及内部各司使，职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使宦官机构职能发生了变化，宦官参政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唐代后期，开始任用宦官担任枢密使一职。代宗时期，宦官掌管枢密事务，起初宦官任枢密使，主要是上传下达，“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以宦者为之……其职掌惟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资治通鉴》）。
枢密使是朝廷的中枢机要机构，后来，宦官开始利用自身消息灵通、连接皇帝和朝臣的便利，逐渐侵夺宰相权力，出现了宦官、宰相共掌枢密的局面，这就使宦官更多地了解并掌握朝廷机要，参与军国大事的议决，为宦官假传诏令、操纵君主废立提供了条件。
实践也证明，宦官操纵废立君主最为有效稳妥的方式就是假传诏令，蒙蔽上下。如，唐文宗病重时，曾遗诏太子李成美继位，左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仇士良矫诏废黜了太子李成美，而改立文宗之弟武宗继位。
宣帝临终前委托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宦官，立幼子李滋为太子，但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等矫诏立其长子懿宗继位。这说明，宦官任枢密使，参与朝廷机要事务，包括君主策立等大事，已成为份内之事。
唐代后期宦官既掌军权，又参与朝廷政务机要，为其操纵君主废立提供了势力和权力上的双重机会。当时，神策军设左、右神策军中尉各一人，枢密使设宦官两人，被并称“四贵”，可见其权势、地位之高。
二是唐代后期皇权消弱，朝臣官僚集团衰落、软弱，对宦官专权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如果说掌典禁军和参与中枢政务为宦官提供了专权乱政、废立君主的势力和渠道，唐朝后期皇权消弱和官僚士族集团的相对衰落与软弱，使宦官操纵朝政失去有效制约，从另一个侧面助长了宦官的权势。
从皇权看，唐朝建立初期，历代帝王励精图治，封建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但从武则天晚期开始，特别是到“安史之乱”后，皇室内有权力争斗，外有藩镇割据，皇权大为削弱。唐代中后期，即位君主大多纵情玩乐，胸无大志，缺乏雄才之主。
史载，穆宗、敬宗“昏童失德”，“狂荡昏虐”，敬宗沉溺于击球、摔跤等游戏，“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新唐书》）；懿宗、僖宗“昏庸相继”，僖宗喜欢斗鹅跑马，“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万钱”（《新唐书》）；昭宗志大才疏，面对宦官专权无能为力，一天到晚借酒消愁，喜怒无常。
君主软弱无能，个人能力低下，自然就不能有效地行使皇权，反过来更加助长了宦官的权势。权阉仇士良曾想废黜唐文宗，竟当面数落文宗的过失，文宗只能俯首听其斥责；宦官杨复恭因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并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
宦官刘季述发动兵变幽禁昭宗时，不但当面斥责昭宗过失，还将其幽禁深宫，“手锁其门，熔铁锢之”“穴墙以通饮食，凡兵器针刀皆不得入。上求钱帛俱不得，求纸笔亦不与。时大寒，妃嫔公主无衣衿，号哭闻于外”（《资治通鉴》）奴强君弱到这种地步，还哪有什么皇权可言？
从朝臣官僚看，隋及唐初实行科举制以来，庶族地主势力开始兴起，世族门阀制度逐渐衰落，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但在整体势力方面，新兴庶族官僚集团仍未达到过去门阀世族那种地位和作用。
因此，在君主、宦官、朝臣三方力量对比中，朝臣官僚集团的势力仍较软弱。在面对宦官操纵朝政时，朝臣官僚集团难以发挥足够的制约作用。这与东汉时期朝臣外戚集团与宦官的强力制约形成鲜明对比。
东汉朝臣士大夫在与宦官斗争中，能以气节据理力争，甚至你死我活。而唐代后期的朝臣官僚集团，则要软弱的多。在君主废立问题上，基本是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旧唐书》）——只要立的是李氏子孙，宦官策立后，官僚朝臣就承认其合法性。
由此不难看出，唐代后期宦官权势快速膨胀，甚至一手遮天达到废立君主的程度，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形成的。宦官掌领神策军制度的确立，为其操控君主和朝政提供了足够的军事势力；宦官入职枢密使，为其参与政务中枢机要、进而更顺利地操纵朝政提供了更多便利渠道；皇权的衰落和朝臣官僚集团的软弱，又给宦官操控朝政、行废立之事提供了机会。
（参考史料：《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