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首领，在明末的众多义军队伍中，他的影响力仅次于闯王李自成。所不同的是，李自成是公认的农民起义军的典范人物，带领贫苦农民推翻了明朝腐朽统治，虽然最后功败垂成，但他的才能和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史学界广泛确认。而同为农民军首领的张献忠，却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得到广受推崇赞誉，反而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至今是非黑白难有定论。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张献忠与李自成最大的区别，就是李自成的队伍号令严明，爱护百姓，绝少有烧杀劫掠、残害百姓的记载。虽然在推翻明朝入主京师后，李自成也曾进行了所谓“拷掠追赃”，但那也仅限于针对明朝的大臣官绅等上层人物，对于普通黎民则并未有什么荼毒生灵之举。
众多史料大都记载，张献忠生性严苛残酷，不仅对明朝官绅皇族凶狠，对黎民百姓也经常大开杀戒。对明朝那些作威作福、压榨百姓的王侯将相痛下杀手，还情有可原，但对老百姓也照此办理，就令人不可理解。毕竟他也有争夺天下之心，他就是再愚不可及，难道会不懂得收服民心的重要性？如此行事岂不民心丧尽？因此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很多史书对张献忠的记载，都是人云亦云的诬蔑不实之词，张献忠并不是传说中的杀人如麻的大魔头，而是和李自成一样，是替天行道的好汉。
目前有关张献忠史料记载，大多数也确实是第二手材料，作者大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亲眼见过张献忠的队伍。不过，在众多史料中，有一本明朝人的笔记却与众不同，这本笔记的作者，亲身被张献忠的队伍掳掠而走，而且见到了张献忠本人，笔记中的内容全都是他亲身经历，属于第一手原始材料，具有极高可信度。这本笔记就是崇祯年间一个秀才余瑞紫写的《张献忠陷庐州纪》。
余瑞紫是庐州人。笔记中记载，崇祯十五年五月初七夜半，张献忠率部偃旗息鼓偷袭庐州，一举攻克，一时间张献忠大队人马冲入庐州，“满街杀掠点火，叫喊之声令人心胆俱裂”。余瑞紫当时正在书房中睡觉，被惊醒后听说流贼破城，急忙带着家人出门逃命，结果到了街上一看，“往南走，南头有贼；复回北跑，北又有贼。两头乱窜，如鱼游釜中”，一片混乱中他与家人失散，结果被张献忠的队伍抓住，从此开始他的一次惊心动魄之旅。
余瑞紫被俘后，先被当成民夫，跟着张献忠的队伍在城中四处搬运金银财宝、马驴牲口，义军还酷爱饮酒，找到酿酒之所，就把酒整缸抬走。随后余瑞紫被带到西门外义军大营中，一个义军将领看出他是个读书人，于是就把他从民夫队伍中挑出来，盘问一番后，告诉他：“明日送你到老爷前去。”老爷就是指的张献忠。张献忠胸无点墨，却知道重用读书人。这个义军将领特意嘱咐他，如果“老爷”问他是否想回家，千万不可点头，否则立即会被杀掉。
次日他就亲眼见到了名震天下的八大王张献忠。当时张献忠“头戴水色小抓毡帽，眉心有箭疤，左颊有痕。身穿酱色潞绸箭衣，脚下穿金黄色缎靴，坐虎皮椅上”。张献忠果然问他是否想回家，余瑞紫赶紧回答“小的没家，情愿服侍老爷”。张献忠又让人拿来文房四宝，当场让余瑞紫做了篇文章，他大致一看就说好，从此就把余瑞紫留在营中充当谋士。
余瑞紫亲眼看见，张献忠嗜杀果然并非虚言。庐州大小官吏凡是被俘的，兵备道蔡汝弼、庐州府通判赵兴基、指挥使赵之璞等人都被杀害，有一天义军在思惠楼上发现很多火药，张献忠大怒，认为当地人有意隐瞒，当即下令“进城补纵火捉人，一人不许放走。其焚杀更胜于前。”“城中绅衿妇女死节者难以悉记”。
张献忠除了掳掠财物，还“给令箭叫人找寻妇女”，掳掠入营中“分配”给大小头目。余瑞紫作为张献忠的“新贵”，也分到了一个“临时夫人”，但他是个非礼勿视的老实人，“予虽同卧而不敢犯”，二人互诉家世，痛哭一场，不知能否躲过此劫。
张献忠有一条严苛军规，为了防止出现逃兵，他严禁部下士卒私藏金银，全部战利品都要上交，时常在营中对士卒进行突击检查，一经查出立即斩杀。余瑞紫的“临时夫人”最终就因此被杀。凡是发现士兵逃走，其家眷父母都会被杀，甚至连与当事人关系亲近的同乡也会被株连，“军令从来如此。”对于被抓获的战俘也是照此办理。张献忠在霍山一次抓获二十二个明朝生员，有一人趁乱逃走，结果剩下二十一人都被斩杀。
当年九月二十一，余瑞紫被俘四个月后，张献忠部遭遇明朝武将黄得功突袭，大败而逃，余瑞紫才乘机得以脱身逃回家中。到家才知道他的母亲、妻子都在战乱中遇害身亡。余瑞紫的经历证实，张献忠的作为绝谈不上是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暴虐嗜杀，抢掠民财，其行径与山贼草寇别无二致，说他是魔头也并不为过。他有夺天下的野心而无夺天下的才能，以杀戮为树立威信的手段，以掠夺作为经济来源，根本不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如果说李自成是失败是遭遇清兵所致的意外，则张献忠的败亡则是事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