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时期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巨大更革，深刻地影响到了文臣和武将地位的相对变化。因此，“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到真宗时期已经完全形成。
澶渊之盟以前，官僚群体中对于武将群体的轻视已经非常普遍。真宗时期著名文臣陈尧咨就是“有武勇却不愿任武职”的重要一例。既然真宗时期“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然形成，那么制度层面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作为宋以来第一位承平时代的君主，真宗的性格颇为优柔寡断，因而在制度创设上他也力求平稳温和。因此，真宗大量沿袭了太宗时期“崇文抑武”的政策，并最终走向了一条四平八稳的“区分文武”之路，将文官与武将约束在各自的体系内以维系二者的平衡。
真宗即位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西北边境西夏滋扰、契丹威胁的险境。针对当时军事上的不利局势，真宗实行了一系列的积极备战举措，不仅延续了太宗时期开沟渠、建水田等防御措施，还特别重视选拔武将。
据《长编》记载，在咸平年间，真宗曾多次下诏强化军队和武将的管理以防备，西北边患真宗前期军队管理面临的巨大难题，军队内部关系，将校私吞士兵缗钱，军队机关内部贪腐现象严重，这都突出体现出真宗即位初期军队内部管理松散，整顿不严的情况。
而真宗对军队管理制度的反思恰好处在咸平、景德之交的宋辽、宋夏战争之时。这一时期，宋在军事实力上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胶着的战争局面让真宗不得不积极备战，专注西北。
需要肯定的是，真宗在这一时期对军队事务的管理是颇为严格的。他不仅要求朝廷派往西北边地的士兵必须全部记录在兵员名册之中，还在战争开始前亲自点定将帅，并严禁将士违反法律，可见其整顿军旅的决心。
但是，随着西北边地军事战局的紧张，为了应对西北问题，防止地方动乱，真宗只能通过不断强化原有的募兵制度，通过增加兵员数量来维系对军队的控制。
据《宋史·兵志》记载：太祖开宝年间，禁军与厢军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禁军总数为十九万三千。太宗至道年间，禁军与厢军总数为六十六万六千，禁军总数为三十五万八千。真宗天禧年间，禁军与厢军总数为九十一万二千，禁军总数为四十三万二千。
结合太宗、真宗两朝不同的内政外交环境，不难发现，太宗时期军队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源于王朝大一统过程中疆域的扩大和西北边地对辽作战的需要。
相比之下，真宗朝一直处于内部政治版图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下，但只因解决太宗遗留下来的西北边地问题就扩充了几十万兵力，可见真宗时期募兵之滥。
同时，募兵制下军队完全由职业化的军人组成，其俸禄由中央统一发放，直接造成了真宗时期军费开支空前增加。不仅如此，真宗朝募兵制度的强化还表现在真宗已经成为军队的实际最高统帅，拥有指挥军队、招募新兵、训练将士等权力，将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至于当时著名武将马知节评价这一现象为“当今兵柄尽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
真宗对枢密院的高度控制，武将出身的除了前朝老将曹彬、王显外，还有马知节、曹玮等人，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担任副职的文臣王旦、冯拯、陈尧叟等人的制约。由此可见，真宗延续了太祖、太宗以来“以文制武”的统治策略，实现了对统兵、调兵权的强力控制。
景德二年，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宋辽战事的和平解决，这让真宗开始意识到通过岁币贸易，宋王朝能够以更小的财用代价减少边患之祸。这让原本就已逐渐内缩的政治政策变得日趋保守封闭，真宗开始把国家发展的重心完全转向赵宋王朝的内部。
因此，澶渊之盟签订后的三十年间，由于外部环境的安定，宋朝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真宗时期以“养兵”和“集权”为核心的募兵制度不但没有迅速提高宋军的作战能力，反而随着宋军对西北作战的连连失败，大大加深了真宗对将士既依赖又恐惧的矛盾心理。
这种矛盾心理集中反映在真宗一方面扩大军队兵员，增加军费开支，另一方面，真宗又大大削弱枢密院武人出身的长吏的权力，试图集权于一身，总揽军政大权。故而形成了真宗统治前期极为特殊的“重军事而不重武将”的制度设计。
真宗时期的东封西祀运动自大中祥符元年开始，延续了十余年。在此期间，真宗和亲信大臣王钦若、丁谓等人共同策划了东封泰山、西祀后土的大型祭祀活动，企图利用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强化赵宋皇权合法性。
在东封西祀的过程中，真宗为了粉装太平，积极提高官员待遇，不断增加荫补入仕的官员人数。因此，真宗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创设——恩荫制度应运而生。
宋初，荫补制度延续唐制，故太祖、太宗两朝的荫补制度基本是对唐代荫补制度的全盘照搬。宋太祖即位后规定“文武五品以上得荫子弟”。
乾德元年，太祖进一步规定“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历两任，然后得请”，即六品以上台省官、五品以上诸司官员在为官达到两任后可以提出申请荫补其亲属为官。
太宗朝在这一荫补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规定“凡诞圣节及三年在祀，皆听奏一人”，确立了在皇帝的诞辰节日和三年郊祀大礼中官僚荫补子弟的制度。
真宗时期是宋代荫补制度的成型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大量规范化、常态化的荫补制度。真宗时期官员荫补名目众多，包括郊祀大礼荫补、圣节荫补、遗表荫补、致仕荫补等。
许多官员利用亲属的荫补名额进行换官，使官员人数空前增加，以至出现宰相王旦所忧心的“选集待缺者二千余人”的局面。为了规范荫补制度，减轻“冗官”带来的负面影响，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八年出台了宋代第一部官员荫补法，规定“享有荫补权的官员不分文武，荫补所授官均为武官”。
这一规定直接将通过荫补渠道得以提拔的武将和通过科举渠道擢拔的文臣进行了鲜明的区分，阻断了武官通过荫补这一渠道进入文官仕途的可能性，体现了“文武分途”的制度设计原则。
唐代最低级的五品官之子尚能荫补为从八品官，而到了宋代，即便是一品宰辅大臣之子，最高只能荫补为从八品官，由此不难看出真宗对官员子弟荫补进入官员队伍的严格控制。
这种控制具体体现在它限制了这些官宦子弟能够荫补到的最高初授官官阶，使他们难以迅速提升为高官，从而防止家族势力无限膨胀。
因此，真宗确立的荫补制度对荫补入仕的官宦子弟设置了诸多制度条件，不仅通过区分文武来防止荫补子弟进入文官队伍，还降低其初授官官阶来制约荫补人员的晋升发展，最终实现对文武百官的严格控制。
真宗统治中后期，长期稳定的外部政治环境让朝野上下共同形成了对于政治格局的积极预期。在此基础上，文官士大夫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承担着治国的核心角色，突出表现为这一时期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的革新与发展。
不同于太祖、太宗两朝，真宗对监察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变革，尤其对言官在监察制度中的职责加以明确。言官是朝廷中御史台官和谏官的总称，往往从文官士大夫之中选拔。
在真宗之前，御史台官主掌监察百官，谏官则监督君主，而真宗将台谏官的职能合并为一，开创了监察制度中御史面见皇帝“奏事”的先河。
天禧元年二月八日，真宗下诏命令“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有急务，听非时入对”，这就使得御史能够较为独立地通过上奏、入对的方式发表对天子的建议，大大拓宽了言路。
相应地，宋真宗也允许谏官纠弹百官，将其纠察的范围从天子扩大到文武百官。明确规定了谏官对“官曹涉私”的弹劾权，这就扩大了谏官与台官的言事权，言官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同时，与士大夫政治繁荣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在真宗时期也日臻成熟，奠定了宋代科举取仕的制度基础。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史上看，它虽然始自隋唐，但却繁荣于宋，这与宋真宗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密不可分。
真宗主要从考试规范层面对科举制度进行变革，确立了省试糊名法和试卷誊录法。糊名法主要通过将试卷上的姓名加以封印，使试官无法判断应试者身份，从而防止徇私作弊。
澶渊之盟后期，特别是进入大中祥符年间，真宗对整个国家政治发展定位逐渐转向“偃武修文”，因而对武将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澶渊之盟签订后的数年间，真宗曾多次向大臣表露出对武将的轻视和对无为治国的向往。
在他看来，武臣有勇无谋，在作战的过程中很少成功。不仅如此，武将还有好大喜功，主动挑起边患的嫌疑，这显然完全背离了真宗崇尚的清净治国的理念。
因此，在真宗主政的中晚期，轻视武力思想不断深化，武将的地位日渐衰微，甚至连武将领兵作战的权力都被文臣控制。
因此，真宗时期“重文轻武”的风气已经到达顶峰，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之下，武将的地位受到文官的巨大压制，文官士大夫政治的繁荣实际上是以牺牲武臣的地位为代价的。
纵观整个北宋前期的历史，“重文轻武”风气及其引导之下的制度生成过程实际上是相伴而生的。
在北宋前期的演变过程并非独立于整个中国古代史发展脉络之外，它显然是构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