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末期，朝政腐坏，奸佞当道，关外战事激烈，明军败绩连连，中原西北各地又连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天灾和饥荒。处在最底层的农民衣食难继，挣扎在濒临死亡的绝境中。天启七年二月，西北农民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聚众造反，公然攻打县城劫掠富户，明末农民战争由此开始。
在持续十七年的明末农民起义中，一度出现过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的众多义军首领。然而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殊死拼杀，能够幸存下来并发展壮大的也寥寥无几。到了崇祯后期，只剩下李自成和张献忠两支队伍。这两个人有很多方面都很相似，都是陕西人，都出身贫苦，都当过明朝的兵。起义之后，两人都在第一代闯王高迎祥手下当过同事。
高迎祥死后，两人分道扬镳，各自带领一支人马自立门户，成为崇祯皇帝最为头痛的两个对手。然而两人的历史评价和地位却天差地远。李自成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农民义军反抗昏暴之君的农民英雄，无论在史书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他都是一位光明磊落、义薄云天的大丈夫奇男子，德才兼备，爱民如子用兵如神，是一位近乎完美的人物。
然而相比之下张献忠的口碑和历史形象就要差的多。张献忠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他为人暴躁凶横，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嗜杀习性，不论是明朝藩王还是明军将士，不论是地主老财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结果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民间野史、文人笔记中，有关张献忠杀人如麻的记录多如牛毛，可谓斗量车载、汗牛充栋。结果使得张献忠的形象沦落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魔头。
事实上，从有关历史材料记载分析来看，张献忠的队伍军纪确实不佳，他的大西军扰民害民之处也确实存在。但是否真像古人说的那样夸张就值得推敲了。试想古代军阀攻城略地，无非是2个目的，一是想扩展地盘，二是想拥有更多的辖区人口，只有众多百姓存在，才能保证供给他们足够的军饷和军粮，以及提供足够的兵员补充。
如果真像史料说的那样严重，张献忠所到之处统统杀得鸡犬不留，那他的十几万大军的粮饷找谁征收？士兵缺额从哪里补充？伤兵损将打下一座城市，就为把它变作一片废墟的无人区？这种明显违背常理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没有多大。因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张献忠是否进行过大规模屠戮的争论非常激烈，至今仍未有定论。
不过，张献忠死前的一句遗言，却能让人看到一个与人们印象中截然不同的张献忠。《客滇述》记载，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感到前途凶险，于是召集孙可望李定国等几个养子叮嘱后事，留下一句遗言：“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虽然只有10个字，却逆转很多人对他的看法。
这句遗言证实，张献忠的胸怀境界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样不堪。他与明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明朝毕竟是自己的祖国，当明朝遭遇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他立即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明朝一边，掉转矛头一致对外，在大是大非之际，他能够顾全大局以国家大义为重，实在难能可贵。他的这句遗言为日后大西军发展方向定下基调。
他死后，大西军在李定国等人领导下转战西南十几年，成为反清复明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明朝复兴的最后希望，一直战斗到明朝最后时刻。1662年6月，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清军俘杀，大西军最后一任统帅李定国闻讯后一病不起，不到一月就病死，死前还念念不忘张献忠的嘱托，对儿子说：“宁死荒郊，勿降也”。
参考史料：《客滇述》《永历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