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一直有“强汉盛唐”的说法，是指汉朝和唐朝国力强盛，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兵强马壮国泰民安。但客观而言，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强盛之时都仅限于几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像后人想象的那样，数百年一直强盛如斯，天下无敌。就拿唐朝而言，真正强盛的时期，也仅限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唐高宗李治时代、和唐玄宗在位的前半期。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前半生雄才大略，英明神武，后半生却昏聩不明，蜕变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昏暴之君。在他统治下，唐朝经历了繁花似锦的巅峰时代，然后急剧衰落，一落千丈，从此进入下行轨道不能自拔。唐玄宗的好大喜功、志大才疏，是导致唐朝极盛而衰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即使在盛唐时期，唐朝已经出现了一次最为耻辱的事件。
甘肃巩昌府洮州厅西南七十多里外，是一片绵延百里的群山。深山中一座山峰上，有一个历经千百年的古城废墟，当地人称之为羊巴城，“半在山上，下临洮水，三面险绝，唯有西南一路可通，其西则石壁峭立，营迹累累”。清朝光绪年间，当地农民周肇南上山耕作时，偶然从土石中挖出一件奇特之物。这件东西是一件石器，长约两米左右，直径约三四十公分，形状为标准的八棱柱形，八个面每一面都刻有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件奇形怪状的古物，正是闻名后世的唐朝文物八棱碑，正式名称是“石堡战楼颂碑”。这件文物出土后，当时并未引人注目，结果被美国传教士劳塞尔注意到了。劳塞尔是个中国通，他虽然不能完全确认八棱碑的历史渊源，但隐约意识到这件文物不同凡响，于是辗转运到国外，如今珍藏于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经后世文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结合碑文内容和石碑出土地点、以及相关历史记载，这块石碑，是唐玄宗时期名将哥舒翰为了纪念石堡城之战所立下的纪功碑。石堡城的具体地点还有所争议，但这块石碑是石堡城之战的文物遗存已得到公认。
唐玄宗天宝八年，唐朝和吐蕃之间，为了争夺边境重要据点石堡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即有名的石堡城之战。吐蕃依托石堡城凭坚固守，唐朝出动重兵围攻，最终唐军在哥舒翰指挥下，夺取了石堡城。因此哥舒翰才会树立纪功碑，对此大书特书。可是纵观这场战事的始末首尾，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次战事不仅无功可记，反而堪称是唐朝的一段最为耻辱的“黑”历史。
唐朝开国后，西部毗邻的吐蕃也日渐强大，双方之间战事不断。唐蕃之间边防重镇石堡城，一度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这个山巅之上的弹丸之地，数次易手，让双方都死伤惨重。开元十七年，石堡城被唐朝占据，到开元二十九年，又被吐蕃夺走。唐朝在当时处于军力全盛时期，已在战场上夺取了压倒性优势，但好大喜功、力求完美的唐玄宗还觉得不过瘾，认为石堡城未能夺回是一种不能容忍的遗憾。
天宝年间，唐玄宗多次筹划夺取石堡城，但当时主持西部边境军事大局的大将王忠嗣，却保持清醒头脑。他认为，石堡城地势太过险峻，三面悬崖，下临大河，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敌军只要扼险固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唐军要想夺回，必将伤亡惨重，在唐朝已经全面占据整体优势的前提下，根本不必要去付出这样大的牺牲，“若顿兵坚城下，费士数万，恐所得不抵所失”，建议等时机成熟再说。
唐玄宗十分恼怒，认为王忠嗣有意抗命，结果王忠嗣从此失宠，并被贬谪。唐玄宗任命新生代大将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主持发起石堡城之战。哥舒翰立功心切，不顾实际条件，于天宝八年出兵，带领六万三千多人，猛攻石堡城。结果被王忠嗣不幸而言中。石堡城地势险绝，只有一条小径可通，几万唐军施展不开，只能分成小队，一批批踏上那条死亡之路强行仰攻。
《资治通鉴》记载，“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擂木及石”，几百个吐蕃守军在隘口筑起石墙，滚木、礌石、箭矢如雨而下，唐军避无可避，死伤枕籍。哥舒翰已在皇帝面前立了军令状，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采取人海战术，硬逼着将士们往上冲。结果一直到吐蕃粮尽援绝，弓箭器械耗尽，才被迫投降。等到攻占石堡城后，“唐士卒死者数万”。一共出兵六万多人，战死人数却达到数万之多，收获只是一座空城，和四百多个俘虏。唐朝出动六万多人，面对四百个敌军，在兵力是对方十倍以上的情况下，却战死数万，兵力对比之悬殊、战损之惨重，在唐朝绝无仅有。如此惨重的代价，却仅仅是为了满足皇帝的片刻虚荣心与面子，堪称唐朝战争史上一段最为耻辱的“黑”历史。李白为此写诗讥讽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对帝王将相用将士血泪“打造”自己“光辉”形象的行为表示鄙夷。
参考史料：《新唐书》、《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