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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说到陈启礼带着吴敦和董桂森，奉命刺杀了美籍华人、著名作家江南，一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社会舆论直指台湾当局。
台湾当局在美国控制的几家报纸也粉墨登场，极力为当局辟谣，说江南之死是因为“桃色事件”，并无中生有说江南从年轻时就有贪恋女色的爱好，他的第一任妻子刘冠伦就是因为无法容忍江南的“花心”，才在一九五九年与他离婚的……
总之，陈启礼每看一张报纸”心理上就增加一份不安，越感到留在美国不安全，终于按捺不住找出陈虎门的电话号码向台湾打了越洋电话，报告已经“任务完成’，提出回台的要求。
负责联络的陈虎门说，现在回台可能会引起美警方的注意，希望暂时不要回来，并转告汪希苓的指示，要他们注意当地的报纸。
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美国这边的媒体居然捕捉上了一些内幕，情况越来越对陈启礼不利，赫然刊登出“江南命案，可能是台湾当局主谋，由境内的XX帮派越洋执行密杀……”
这时候，陈启礼得到汪希苓的特别指示，要陈启礼。吴敦，董桂森三人一起回台，并将当地所有关于江南命案的报纸一并带回。
老谋深算的陈启礼冷静下来，心中产生了疑虑，估计台湾方面已知道事情露馅，担心他们落在美方警察手中，把事实真相招供出来。
如是这样，回台湾凶多吉少，特别是直接担任杀手的吴敦、董桂森更是忧心忡忡，不愿回台。
董桂森对陈启礼说：“大哥，如果江南命案露馅儿，我愿意一并承担，只求大哥照顾好我的家人。但我确实愿意留在美国，在这里发展事业。”
“可是，”陈启礼不无为难地说，“‘情报局’坚持要我们一起回去，这……”
这时，陈启礼的另一位心腹皮建鑫在一旁说道：‘我看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大哥，小心回去被‘灭口’，千万不要忘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古训。”
皮建鑫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陈、董，吴都面面相觑，心里惶恐不已。
陈启礼想到了他的“后台”某公子，但仅仅是“想到”而已，连最后的一线依靠一下又被自己推翻了。
记得当年《美华报道》刊登上官明莉luo照遭停刊处分去求某公子，以为凭他俩的交情可以摆平，没想到某公子一口回绝：“这种事我不能讲呀，他们会以为我跟上官明莉有什么关系，传出去很难听的。”
相比起来，江南命案比luo照事件要严重多了，连那种事他都不会帮忙，这回一旦江南命案露了马脚，为了当局的利益，他们也会千方百计洗刷同我的关系的。难怪杜月笙说，帮会好比“夜壶”，内急时赶快拿来救急，尿意一去，便只能放置最黑暗的角落。
陈启礼虽然疑虑重重，为了给手下一点安慰，还是强颜向吴敦、董桂森做保证：“上面交待我们三人一起回去，我看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我与上层的关系非同一般，还是与我一同回台湾吧。”
吴敦、董桂森仍然犹豫不决。
外面的风声日紧，要走，一时也难以走成，陈启礼几乎彻夜考虑回台湾将会是什么结局，万一当局一定要杀人灭口……
反复思考后，一件往事使陈启礼受到启发：当年某公子的一位亲信卷款潜逃美国，事后这位叛主亲信又大摇大摆回到台湾，扬言：“只要我一毫一发受到损害，立即有人在美国公布一卷录音带，里面有许多秘密。”果然，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陈启礼豁然开朗，决定仿效某公子的亲信。也给自己弄个“保命单’，留条后路。
作家江南笔名刘宜良，他在最近这一两年里面作了一本《蒋经国传》，直接侮辱了……所以在这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号在阳明山情报局训练中心基地局长的房间里面，由汪局长指派我陈启礼还有助手帅岳峰到美国执行刺杀叛徒刘宜良的事情，当时在座的有胡副处长(按：应为胡副局长)还有陈虎门处长，选陈处长为联络人，是因为陈处长的工作，对海外的工作是专门负责在泰国，现在是在东南亚，这样可以避免嫌疑——对美国方面的嫌疑。
我跟帅岳峰是在九月十五日到美国，然后我们就到旧金山刘宜良住的地方。刘宜良在那边开有一个礼品店。因为在那个社区我们去的时候，刘宜良不在，所以我们呆了三天以后，就回来了。然后帅岳峰因为台湾有事情就回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美国。然后在这个当中，我又带了柳茂川。再到旧金山，可是刘宜良依然不在，然后我们回来。然后在五天以前，今天是十月十八号，在……我们是……七天以前，我带了我的这位兄弟，外号鬼见愁的吴敦，还有竹联帮忠堂堂主小董，我们又到了旧金山，然后住在一个叫宋太太的那里。然后我们就开始寻找刘宜良。因为我们到礼品店看到他每天在那边上班，但是旧金山渔人码头礼品店，那个整个礼品店的社区里面。到处都是警察，差不多有七八位到十几位警察。那个地方又正好碰到罢工，所以那边亦根本就不能下手，至于我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换了各种不同的车子，追踪刘宜良，看他的路线，看他回家的情形。他的社区非常安静，那里每天差不多都有两次三次的巡逻，都是警方派巡逻车来巡逻。所以我们利用晨跑，穿运动衫晨跑，或者骑脚踏车的方式侦察。而且因为缺乏交通工具，担心我们的车子会暴露，所以把车子停在远处，利用脚踏车计算从他住的地方到我们停车的地方，大概是一分钟的时间。所以足以自信我们能够脱离现场，而不被美国警方抓到。因为注意到他每天早晨九点十五分差不多一定会离家，有的时候跟太太，有的时候一个人，到了下个六点半这个时间，他会到家。从礼品店出来大概是六点或者是六点十分，有的时候是五点五十分。最后选择的时间是早上由吴敦跟小董，直接进去潜入车库，对着他的面前跟胸部和腹部打下去，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已经确定他一定是死亡了。
任务完成，我们准备回台湾，可是台湾方面害怕，因为各报刊登，所以叫我们暂时不要回去。在这个时候，从我奉命令来到美国，不但没有一点点各方面的经费支援，什么都没有，而且当我们完成任务以后，要回去的时候，又不敢接受我们回去。再加上最主要的是当我看到报纸，报纸上面写，刘宜·艮他的母亲，是因为饥饿而死的，所以他渴望中国富强。看到这一点，在我内心里非常的受到震撼。身为一个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富强?竟然我们中国人还有人因为饥饿而死，而我们却去把刘宜良杀害。至于刘宜良是不是真心的渴望中国富强，我内心也有疑问。
我留下了这卷录音带，主要的是对吴敦以及小董的责任感，因为我担心这件事情会导致当局对我们杀人灭口，所以留下这卷录音带。至于我的身份，我是“中华民国情报局”的情报员，在“情报局”里面我的名字是郑泰成，我的本名是陈启礼，我们是属于“基”一一基地的“基”62l7，我的编号号码是730063。我的工作是：我是“情报局”汪局长直接吸收我入“情报局”的，我是直接听命于汪局长。而下令我执行的人是胡副局长，我的联络人是陈处长陈虎门。
我的工作是狙杀这些叛逆，发展在美国的竹联帮，发展香港的竹联帮，发展台湾整岛的竹联帮，为什么要发展竹联帮?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我们所处的环境也非常复杂，台湾本岛在日据时代，因为日本浪人的风气，所以台湾一般人，只要是当地流氓，混得好的，他也受着社会一般地方人士的尊敬，这是从日据时代流传下来的。所以本岛流氓到处都是，他们有他们的固定地盘跟势力，受了地方民意代表的勾结，而党外人士跟台独分子，处心积虑地拉拢各地方派系的流氓，并且供应他们经费、军火。在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隐忧。因为台独分子留学生在各种事件里面，他们不敢打前锋，都是利用当地流氓打前锋，而群众是盲目的，在盲目的冲，跟着冲，像中坜事件也是流氓打前锋，群众盲目的跟着，高难事件、美丽岛事件等等，统统都是。
在四年以前，台湾各级单位都来找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台湾最大的帮派的首领。而且，我在整个台湾有我很大的潜在势力，所以台湾方面希望我能够出来，重新组织竹联帮，把它发展到全省各乡镇地方去，第一可以控制台湾的黑社会，第二如果有党外人士或者是台独分子要暴动，地方上的流氓去聚集的时候，我都可以知道，然后当局可以采取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发展竹联帮，使它变得今天在台湾超过了任何的帮派，而且超过了非常非常远。这个力量呢?是非常大的，超过一般任何人、任何的记者或者是连台湾所有的流氓的组织都不能相信这个力量已经大到他都不能想象，没有人能想象，而且在这四年当中，我可以说，为了事业抛弃了家庭，可是也把整个竹联帮训练得非常的有纪律。而且战斗力是非常的强。可是这四年里面，我的家财，我从绿岛回来以后，我自己苦苦的经营作生意。所赚的一切，全部散尽，而且背了不少的债，但是政府方面没有给我一点点的支援。在这一次的事情上面，因为吴敦跟小董他们跟了我很久，所以他们没有一点责怪我的意思。可是报上登当局跟刘宜良谈判，最后是二十五万美金。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内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阴影，所以我必须要表白。我把这卷录音带留下来，另外还留下了一卷录音带。如果我带着吴敦和小董回台湾，如果我们有任何不测的事情，就将这卷录音带公布。
录制完毕，陈启礼又把熟睡了的吴敦和董桂森叫醒，一起听了一遍。
吴、董二人觉得这确是一个对付当局的好办法，一段时间的惊慌与恐惧也消失了，为确保万一，再复制成两盒，一夜无话。
次日，陈启礼把两盒录音带分别交给在美从事电影业的皮建鑫及白狼张安乐，并交代：一旦台湾当局出卖他们，这就是“救命符”，可用它讨价还价。
关于录音带问题，还有一个未解开的“谜”。据陈启礼的一位朋友说，陈启礼在接受了“情报局”的刺杀令后，曾拜见过一个“职权比汪希苓更高的人”，并获得“事关党国利益，应该去做”的旨意。陈将此人的原话也录了下来，夹杂在他经营的“欧帝威唱片公司”定期外销美国的数百盘录音带中，蒙混过关。这盘至关重要的录音带至今下落不明，有说已落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被存入高级保密档案库，有说它已被台湾当局搞到手……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竹联帮放的一个“烟幕弹”。
但是，不管这盘录音带是真是假，这一消息的传出。对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起了相当重要的催化作用。（欲知陈启礼回到台湾之后，如何利用这两卷录音带保命，请打开下面的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