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九月，朱元璋发动了对军阀张士诚的最后一击。大将徐达、常遇春带领20万精锐主力，包围了张士诚的最后据点苏州城，遭遇到张士诚的殊死抵抗。激烈的围城战进行了整整10个多月。直到次年七月，粮尽援绝的张士诚眼看败局已定，自尽而亡。
雄踞江南长达14年的张士诚集团，至此彻底覆灭。张士诚虽然败给了朱元璋，但他在占据苏州期间，爱惜民力，轻薄徭役，深得人心。因此很多张士诚的旧部仍然心念故主，不愿给朱元璋效力，《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就是其中之一。
施耐庵从此避世隐居，不问世事，以耕田自给，笔墨自娱。施耐庵虽是一介文人，但也曾胸怀大志，也曾想扶保明君、出将入相，结果却壮志未酬。他把一腔郁郁不平之气化作文字，结合他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经历，写出了一部传世名著《水浒传》。《水浒传》以其高超的文学技巧和深厚的思想底蕴，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
《水浒传》虽然是古典文学之中的经典巨著，但它也不能说是百分百绝对完美的。由于作者施耐庵的一时疏漏，导致这部书中出现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只不过这个错误十分隐蔽，很多读者读了一辈子《水浒》也没觉察到。这个疏漏之处就是梁山好汉之首宋江的一个绰号。
施耐庵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给108条好汉每人都起了一个绰号，成为《水浒传》一个独具特色的特点。绝大部分好汉都只有一个绰号，唯独宋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及时雨”，一个是“呼保义”，梁山好汉出征时，经常在大旗上书写“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的字样，指代宋江与卢俊义两个头领。
“及时雨”这个绰号很好理解，《水浒传》中也曾做过相关说明，因为宋江为人急公好义、扶危济困，“每每排难解纷，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危”，“却把他比作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呼保义”这个绰号则显得语焉不详，莫名其妙，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这个绰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奇怪的是作者施耐庵本人也对此避而不谈，在书中没有对此做任何说明。
近年来，随着“水浒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学者们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团。原来这是施耐庵犯下的一个常识性错误。“呼保义”中的“保义”二字，起源于北宋的一个官职“保义郎”。《趋朝事类》记载，“保义郎”是宋朝武官序列中品级地位最低的一种，属于兵头将尾。北宋皇帝在招安农民义军、江洋大盗时，往往会授予其一个“保义郎”的头衔。
宋江在梁山起义之后，也曾梦想能通过接受朝廷招安，摘掉“草寇”的帽子修成正果。因此他没有像其他农民起义首领一样，动不动就称王称帝，而是非常谦卑地“自呼保义”，以“保义郎”自称，暗示朝廷他随时等待招安。南宋文人龚开的作品《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水浒传》的重要蓝本，其中提到宋江时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狂卓”是指另一个农民义军首领卓某，曾经自称“真龙”，狂妄无比。意思是赞扬宋江心怀忠义，虽然起义仍然自称朝廷的保义郎，不像卓某那样狂妄自大称王称帝。
施耐庵参考《宋江三十六人赞》时，注意到了这几句话，但他明显犯了不求甚解、想当然的毛病，没有对此详加考据，就囫囵吞枣地把“呼保义”三个字从原文中摘录出来，生硬地套在宋江头上，使得宋江有了一个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绰号“呼保义”，属于常识性错误。正因为他本人对这个绰号也未解其意，所以在书中对它的含义也避而不谈。不过瑕不掩瑜，施耐庵毕竟是文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水浒传》是小说也不是历史，出现这个小瑕疵也可以理解，并无损于这部文学巨著的地位。
参考史料：《趋朝事类》《宋江三十六人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