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是我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王朝，隋文帝开创了以考试录取人才的方式，隋炀帝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科举取士制度。由此开始，科举取士流传了2000多年。
很多人对于隋朝的认知皆来源于隋炀帝，以及他的科举制度和高压统治，可是却很少有人知晓，隋炀帝在军事改革上也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大业年间，隋炀帝的军事改革加强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中央集权也得到了巩固，而这一制度的出现与通守与讨捕大使两个职位的存在有莫大的关系，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隋炀帝执政时期，为了适应对军队控制的需要，以及外部频繁发动的战争威慑战争，隋炀帝以“军大将体系为核心”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改革，这也是他执政期间的重要措施之一。
隋炀帝执政前期，改州为郡、郡置太守，这一项制度的改变主要是为了让郡守和都尉相互制衡，以达到中央更加容易控制地方政治的目的，避免太守、都尉任意一方的权力过大。
隋炀帝执政后期，对于郡的政治架构重新进行了调整，在每一个州郡设立了“通守”的职位。根据隋朝的官僚制度而言，通守处于郡丞与郡守之间，虽然属于文官的行列但却主管军事事务。
比如，若是某地发生军事政变，一般通守就会立刻采取军事手段进行镇压，由此观之它的军事权力和责任要远远大于文官的行政权力和职责。
通守与太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就不得不提及通守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实际权力，以及通守隋炀帝的关系，亦或者说通守的选择基于隋炀帝对军事政治的需求。
根据历史资料的发展，通守与太守都是能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但通守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分摊了太守大量的权力，太守是一郡州的最高执行长官，他手里的实际权力也有不少。
从隋炀帝设立太守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存在似乎是为了弥补太守本身的不足，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太守的日常行政工作。不过，单一这么认为也有着极大的偏见。
若是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行为，也即意味着通守和太守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可是隋炀帝时期通守与太守同时存在的例子、区域也并不常见。
回首通守出现之前的历史现象，隋炀帝曾多次对辽东一带用兵，但是他主要是用“留守”来管理守备军资，也就是说留守这一职责对于军事的权力涉及并不多。
另外，隋炀帝在北方设立的主要是“郡守”，而在南方设立的主要是“太守”，前者主要管理军事力量以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后者主要管理行政以稳固江南一带的统治。
通守出现的地区大多发生在中原地区，隋朝时期的中原存在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当地农民起义军频频出现，第二隋朝对当地的军事管理也比较薄弱。
由此官职，通守主要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镇压中原大地上的民变，兵变重灾区江淮和北齐一带设立的通守最多，他们有直接募兵和指挥士兵作战的权力。
通过上述的介绍不难发现，太守和郡守一个主管北方的军事事务，一个主管南方的政治行政（侧重点），而通守更像是郡丞与都尉的结合体，既长官士兵的招募也可以带领士兵行军打仗，亦或者是说地方的一种补充。
比如，通守需要长期进行统领兵马作战，此时他的主要行政事务可以由郡丞来管理，一旦遇到跨区域作战的问题，这样一种权力分摊的行为甚至会长时间存在，可见通守的存在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另一方面通守的综合地位虽然在郡丞和都尉之上，但是它实际的地位依然是副官的存在，也就是说一点那时局发生了变化，通守手里的行政权会归于郡丞，军事权则会归于都尉手里。
这样说来通守存在是不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呢？其实不然，和平年代皇帝对天下的控制力很强，单一的郡守、太守、郡丞和都尉很难造成太大的威胁，可乱世之中并非如此。
通守出现在隋炀帝执政末期，由此可见它存在的意义主要就是便于地方分权制衡，依然体现了权力分化、加强皇权统治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隋朝末年，除了通守制度开始出现之外，讨捕大使在其之后也开始建立并且具备一定的行军权力，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是通守制度的一种延续。
通守是为了镇压中原地区的民变而设立的一种制度，讨捕大使也是一样的军事职位，但是它通守又有很大的不同，亦或者说整体权力在通守之上。
比如，讨捕大使不仅有权调度辖区内的士兵，而且还有权跨区域作战，甚至可以协调各个区域的兵马，其职权相当于隋文帝时期诸道行军的权力，不仅军事权力极大而且拥有非常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与诸道行军不同的是，讨捕大不具备特定的官僚制度，而且其士兵来源也不统一。从时间上来看，讨捕大使的出现与普及是随着兵变的发生而发生的，亦或者说它更像是一个临时工。
大业九年，讨捕大使才算是正式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君权，随后不久隋朝发生了杨玄感兵变，也是因为此事的发生使得讨捕大使在全国得以推广开来，担任这一职位的多是朝官和地区加封的官员，当然前者出现的情况最多。
也就是说，讨捕大使多是隋炀帝从亲信朝臣中选拔出来的，由此官职这一职位不仅是为了军事方面的需求，也是为了隋炀帝能够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力度。
可惜的是，隋炀帝的想法是好的但结果却并不理想，讨捕大使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这一制度反而加剧了地方权力的分化，甚至于超出了隋炀帝对地方的控制力。
隋炀帝设立讨捕大使的目的符合杨广自己的政治需求，然而隋朝末年民变四起，朝廷在地方上的控制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这就导致讨捕大使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仅仅是一种梦幻的愿望而已。
原因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隋文帝时期对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革新，不同官职之间既存在协调也存在制衡，隋炀帝执政时期的手段虽有区别但依然如此。
另外，为了防止地方行政权力、军事权力过大，隋炀帝还增加了许多“副手”官职，这样虽然能够平衡地方官员的权力，但也容易造成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地方权力再度集中化。
想要地方各部门之间统一且协调，必须要做到地方体制内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合流，如此才能够快速且稳定的保护地方统治、平定地方的叛军，如此背景下就催生了权力高度向一个人，一个职位集中（统一协调的人）。
很多人开始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来实现对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的兼并，比如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以财政为核心的政权成，以军事为核心的集团。
然而，权力的融合与统一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既要考虑最高行政长官的能力，也要考虑到他的名望、威信等，总的来说不同的因素之下回导致权力合流的不同结局，所引发的事故也不尽相同。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隋朝末年有许多的名将，他们就利用讨捕大使这一杆旗帜不断建立自己的名望，不断整合麾下的力量，以至于反隋自立、割据称王，即使表面服从隋朝的命令，暗中也只是听诏不听宣。
无论是通守制度，还是后期建立的讨捕大使制度，隋炀帝皆是想要加强自己对地方上的管控力度，然而这两个政策基本都向着与自己截然相反的构想发展。
通守制度基本没有体现出什么明显的效果，讨捕大使的副作用更多，隋炀帝本身想要分化地方上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隋炀帝对地方的管控力度快速下降，这写都是因为讨捕大使揽权力于一身。
原本，地方长官的权力来自于朝廷的任命，但隋朝末年地方长官的权力来自于老百姓的信任和手里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隋炀帝后期这么做也有他的不得已之处，多次对外战争使得隋朝中央的核心军事力量几尽崩塌，隋炀帝的高压统治又让诸多的百姓“苦隋朝久矣”。
此时的杨广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权力，以实现地方管理地方保障政治环境的稳定，可惜的是这样一种权力的下放仅仅是下放而已，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与管理的措施。
比如，地方政府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也自然不会对他有太多的感激，当地郡守的所作所为使得他们的名望不断提高，最终取代了皇权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由此开始，隋炀帝杨广对隋朝的统治基本瓦解了，毕竟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