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生都抱有或多或少的归隐情结，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他的归隐意愿已经是非常强烈了。但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生涯却显而易见地步入了高峰。
这个他等待了半辈子的政治机遇毫无疑问对其归隐之思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他并没有立即退隐。但晚年仕途的高升，带来的不仅有后面“濮议”“飞语”等事件的挑战与打击，还有对于其身心承受能力的考验和摧折。
欧阳修“年少体犹轻”，属于多疾之体，老年时繁忙高压的政务更使得“心力已衰……疾病此前日益不支持”,身体健康层面的问题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远离官场。正如他在《六一居士传》中所言：“今既老且病矣……宜去三也。”
对于素慕归隐的欧阳修而言，告老退隐正如同辞官归隐，终于得以成全自己抛却世俗、隐居田园的“素志”，因此，他的身体衰病问题正是促使他义无反顾地从政治高位转向归隐生活的直接原因。
一、青壮年时期的衰病问题与仕隐心理
在庆历五年（1045）以前，欧阳修对于衰病问题的描写总体上是相对较少的，并且也较少地将自身衰病状况与仕隐选择进行结合。在被贬夷陵之前，欧阳修对于自身的衰病基本上以简单提及为主，很少在其中夹杂对人事、世俗的感想，如“病质惊残岁”、“心衰面老畏人问”等句皆是如此。
此时欧阳修未及而立，笔下却经常有多病早衰之语，最早对于自身衰病的描写居然可以追溯到天圣末年未及第之前，时年欧阳修仅仅二十出头，他体弱多病的身体基质在此时已可见一斑。
而在被贬夷陵以后，他对于衰病的描写已经明显增多，不仅仅多有“多病”“病来”“病骨”之语，而且经常以“病翁”“衰翁”“西陵老令”等自居，感叹自己“多难我今先白发”，其中满是感伤消极之意。
这种感伤与消极，在有的时候还会转化为对于世俗与仕途的迷茫和厌弃，甚至伴随着对于自己出处问题的思考，送别慧勤归余杭时，艳羡友人枯粟充肠、燎云焚香的恬淡生活，反讽自己所居非乐、鬓发皆霜（《送慧勤归余杭》）。
在为释秘演诗集作序时，称赞其隐于酒、浮屠的清高气节，为其陨落埋没境遇而悲痛，并直言自己：“见其盛衰，则余亦将老矣。”这些都表明由于自身的衰病问题，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对自己为官、求仕的现实境况有了反向思考，在仕隐之间已经开始对归隐有了一些倾斜。
而在庆历五年（1045）以后，欧阳修对于衰病的描写和对于归隐情结的描写都步入了一个相对而言的高峰期。他在作品中大量描写自己衰病缠身、遍生白发的状况：西山病归花已谢（《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顾我今老矣，两瞳蚀昏眵（《获麟赠姚辟先辈》）。
并且在这一时期中，由于被贬滁州、仕途忧患增多，他的衰病之感经常与世路人生之感慨相结合，呈现出一种与世龃龉、壮心已衰的颓废意味，与友人互通书信时，诉说自己疾病缠身、白发满头的境况：“今年得疾因酒作，一春不饮气弥劣”，并感叹如今官途虽荣，却身在囹圄：“官荣虽厚世味薄，始信衣缨乃羁绁”（《病中代书寄圣俞》）。
在上仁宗的书表中，倾吐自己神行衰败、目不能辨的病状：“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黑才辨”，并直言这是由于自己的忧患境况而来：“盖积忧而自损，信处世之多危。”像这样的表达还有《镇阳残杏》《别後奉寄圣俞二十五兄》《送张生东归》《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等等。
这些表达都暗示了，欧阳修在这一时期衰病问题的加重，很大程度上是被官场之苦难与忧患所影响的，而衰病问题又反过来使其对于仕宦之事更加忧愁和消极，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因为衰病和仕途的双重作用，欧阳修对于仕隐的考虑更加深入，也由此产生了想要归隐的明确意愿和仕隐两难的矛盾心理。
庆历五年（1045）所作的《班班林间鸠寄内》中，他惊觉“岁月忽”，但自己仍是身荣责重，器小忧溢的艰难处境，面对被指为朋党之事岂敢逃避，不若自劾，因而寄问妻子能否支持自己归隐田园，同贫共苦。
皇祐三年（1051）所作的《庐山高僧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中，他感叹自己为官二十年却徒留白发缠身、难以解脱的情形，面对与己同年考取进士却逍遥如隐的友人，不禁顿悟：宠荣声利自非青云白石意趣深远。
同年他又在《与王主簿书一》中直言自己“衰病日增，殊无世间意趣”，已经买田颍上，希望可以与志趣相投的友人来往田间，终此余年。然而虽然衰病缠身，渴望仕进之人毕竟难于立刻退隐，因此他又有君恩未报、进退两难之语。他真正觉得衰病与忧患问题已难堪仕宦，是在下一个时期。
二、晚年时期的衰病问题与仕隐心理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丁忧完毕以后一直到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归隐的十八年中，其作品中再次出现了对于衰病问题和归隐情结的表达的两个高峰。在治平年间“濮议”“飞语”事件发生以前，对于欧阳修此时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况影响最大的，是亲友们的凋零。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为独自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丁忧完毕，面对仁宗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的旨意，他答谢道：近遭家祸,苟存余喘,复齿周行。风波流落者十年……身已分于早衰,心敢萌于希进……孤蹇偷安,常思引去。（《谢宣召人翰林状》）
由此可见，母亲离去之“家祸”对于欧阳修的影响之大，不仅使其顿觉孤独苟活、无所倚靠，更使其想起仕途流落、无以养亲的十年风波，使之产生了多病早衰却身陷羁危、仇嫉交攻、不敢希进的忧患心理，甚至于常思退隐。
这种复杂的心理，使之即使在以后回京任职、仕途逐渐攀升的几年中，仍觉得自己“与世渐疏嗟已老”，朋友诗酒吟咏之际也有“多惭白发与苍颜”的感慨。
其实若只面临母亲离世的境地，不会对他打击至此，结合欧阳修的一生来看，正是由于失去的亲人太多，他才会如此悲痛消极。欧阳修四岁即丧父，后又两度丧妻，八度丧子，所经历的悲痛非常人可比。
明道二年（1033），其原配胥夫人去世时，他因而生病：“绿发兮思君而白，丰肌兮以君而瘠”。紧接着景祐二年（1035），他的第二任夫人杨氏与妹夫张龟正再次离世，更令他衰病加重：“心衰面老畏人问，惊我瘦骨清如冰”。
庆历四年（1045），欧阳修向尹洙提起自己七八年前早夭的小儿：“人生白首矣”；庆历五年（1045），他的长女欧阳师又一次死去，使他的身体大受损伤：“割肠痛连心，心碎骨亦伤。”这些痛失家人的经历使得他对此次丧母之痛尤为敏感，称其为“家祸”，也使得他的衰病之感与弃世之感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此时的欧阳修也面临着友人离世、知己不复的情景。欧阳修与梅尧臣、谢绛、刘敞、尹洙、石介、苏舜钦、蔡襄等人皆是知己挚友，但此时这些人与他已经要么死别，要么生离，只有他孤身置身于忧患官场，这又是一个打击。
在《与子华原父小饮坐中寄同州江十学士休复》中，他直言自己与国无补，羞惭难仕，仅有三两好友以文字相伴，但是江休复却独往同州、远离官场：“江子独舍我，高鸿去难攀”；在《送徐生之渑池》中，他感叹自己漂流二十年，鬓发皆成霜，“同时并游在者几，旧事欲说无人应”，徒留万事不入眼、忧虑来填膺。
在《集古录唐韩覃幽林思》中，他又回忆洛阳时诸友同游的乐事，然而此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当时与自己一同游历嵩山的六人，现只自己一人形单影只，追怀过往，不胜怆然。可见亲友凋零的悲痛场面，确实对此时的欧阳修其产生了很大的打击。
而在“濮议”“飞语”事件发生之后，欧阳修对亲友逝去的关注逐渐转移到自身面临的政治难处上，对自身衰病之感的表达也常常与自身艰难多忧的处境相结合。
在治平三年（1066）呈上的《乞出第一札子》中，他提出了解任政事的请求，并诉说了原因：“缘臣疾患累日……不得久侍天颜,悉陈悃”，但紧接着他又进一步谈及了请求解任的深层原因：“濮园之议既兴,言事之臣……指臣为奸邪首议之人”,对自己与朝廷都是极大的屈辱，因此他认为即使自己还能胜任，也应当解任以避：“臣无疾病,犹当恳自引去”，然而此时他确是衰病难堪：“况臣不幸,适值自春来痛渴不止……今取进止。”
在《再乞外任第一表》中，他再次向皇帝诉说了自己的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两目牦昏,积年旧苦；中消渴涸,新岁所加”，认为正是自己以体衰力竭的身体状况占据难堪之高位造成了“濮议”之事以来被诽谤责难的境遇，因此他渴望皇帝能够看在自己衰病难堪的事实上，准许自己退隐养老的请求：“自诉于病衰,幸俾获逃于罪戾,退之散地,得尽余龄。”
从这些文字中可见“濮议”之争对其晚年的极大影响，他的身体衰病加剧了在面临“濮议”之争时，对自我仕途前景与现实处境的消极悲观，而对官场仕途的悲观又加剧了其身心的衰病问题，由此造成了他由仕到隐的心理转向。
而在经历了“飞语”之污蔑后，欧阳修的身心又一次受到重创，不仅对官场世情产生了彻底的畏惧与退避，还加重了他的衰病问题，也消磨了他所剩不多的壮志。由此，欧阳修对官场仕途与世情人心都彻底绝望，在外任成功后，又频频“沥陈血恳”,希望得到一个致仕名目,以养残年。终于在遭遇“濮议”“飞语”后的第四年，成功归隐颍州。
三、总结
综上所述，欧阳修自身质弱多病的体质与其中晚年时期的衰病问题也是影响其仕隐选择的重要原因。尤其在经历两次贬谪与“濮议”“飞语”事件后，其衰病问题因其所受的政治打击而不断加深，也加剧了他对于仕途官场的悲观与厌弃，直接造成了他的致仕归隐。
正如他在《归田录》序中所言：自己壮时犹无所为，挫身于怨嫉谤怒之间，频频惹下必死之祸端，如今老病，更应乞身退宠，终老田亩。由此可见，衰病问题，对他晚年选择致仕归隐做了一个最直接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