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祖籍抚州临川县，公元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出生于北宋江南西路临江军清江县的维崧堂，王安石早年家境比较清寒，天圣八年（1030）其父王益以殿中丞之韶州，后随父至江宁。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至扬州，签书淮南判官，在其任职期间作《送孙正之序》，从这篇序文中可以感受到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庆历七年（1047）至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职鄞县，在其任职期间，王安石践行仁学思想，提倡兴学、颁《善救方》、劝止收盐、接贫济弱等政策。
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为提举，修《周礼》、《诗》、《书》三经义。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王安石用毕生精力践行锐意进取的仁学志向。
其道德性命之学、“道之全”的天道论等思想，汇集成仁学思想的基础。王安石的仁学思想在王安石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其人格、学问、事功而言，在北宋仁学思想史中出类拔萃。
一、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1.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宋朝的开创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宋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弱其兵、弱其将、弱其民的核心政策，由于宋仁宗的松懈和老百姓的相沿成习，宋朝国力更加衰弱，官僚机构膨胀，“三冗”情况严重，国家的负担日益沉重。
军事上，军权集中，“强干弱枝”，兵将分离，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士兵战斗力下降，在与辽和西夏的斗争中连连战败。由此可见，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闲居遣兴》是王安石现存最早的诗作，其中就提到：“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驲骑此时奔。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王安石对于国家的发展忧心忡忡。
王安石反对所有事务都依凭自然常理和自然趋势来处理。他认为若不加强主观努力，不对现实情况加以考察，这样可能会导致正人君子不被重视，小人混杂于朝政，正确的议论不被采纳，然而邪佞之说时不时得到采用的状况。“”
王安石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的，在当时，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忠于职守的人却遭受排挤和压制。
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的接济抚恤。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的士兵，但是不整顿训练，禁军中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
基于此，王安石认为改变现状势在必行，所以重拾孔子仁学、孟子仁政思想并加以发挥，切实将“内圣”与“外王”绾合，提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仁学理论体系。
2.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宋代财政支出非常复杂，由于冗官冗兵的社会现象，全国各地创造的财富全部集中到京城，用来供养官员和士兵，京城以外的地区没有发展的空间。
宋与辽、西夏大规模的战争加上天灾频发，当时水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甚至导致良田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庆历六年（1046）雨雹地震，庆历七年（1047）又逢大旱，王安石不禁感叹天地平安之年，黎民百姓已经是牵强度日，如今灾害频频，更增加了王安石的忧虑哀伶之情。
他在《河北民》当中曾写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傍过者无颜色。”王安石同情人民疾苦，反映人民愿望。在其任官期间，对百姓的疾苦有很深的体验，字里行间更可见他悯农之情，《河北民》同时也证明了在辽与西夏的侵扰和汉族地主官僚的压迫下河北人民悲惨的生活。
他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关心人间的疾苦，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希冀和要求。王安石更可贵的是，他认为黎民百姓之苦除了自然因素还有人为原因。
在他所作寓言诗《秃山》里也指出：“攘争取一饱，岂暇议藏收。”王安石借此诗隐喻的表达出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官僚们就像一群猴子一样，只顾眼前利益巧取豪夺，隐晦地表达出贪官污吏是造成国家积贫积弱和人民孤苦无依的根源，最后表达出对于人性的忧虑和发展仁学的远见。
3.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隋唐时期，中国开创科举考试制度，北宋文人地位空前提升，崇文抑武的风气在宋代达到了极致。在此期间，优秀文人辈出，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激发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当时，国家特别重视科举仕宦，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是最常见的人生选择，但占据官方学术的依然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
王安石所作《详定试卷二首》中提到：“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羞悔有扬雄。”诗中就反映出他对当时考试制度的不满。北宋中叶以前，科举考试制度沿袭隋唐，以进士、明经两科为重，考诗赋、经学，以考察士子的文辞是否华美客观，经学传注是否熟记背诵。
一方面，王安石肯定了“自进”的形式。另一方面，其又从仁政和公正的角度对取士制度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科举及第的人不仅要有治国从政的真才实学，而且义理之学即对儒家经典学说的理解也非常重要。
他在《进说》中慰问杨叔明兄弟仕途不顺的同时也提到：“士之进退，不惟其德与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恶，未必今之法度也。”由此可见，王安石认为科举制度应该更加完备，不应该只依据主管的好恶进行评判，取士应该凭借自身的德才，公平公正。
王安石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他不仅成为坚毅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二、王安石仁学思想渊源
王安石个人的生活环境、学习经历、为官经历等外在因素和自身的心路历程都对其仁学思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思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来自于从学和师承；第二，来自于王安石学术思想的自觉。
1.师友传习
王安石的启蒙老师为谭昉、杜子野、张铸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随父王益至韶州，当时他只有十岁，在韶州古私塾“清淑堂”求学时，师从韶州“举师”教授谭昉。求学期间，王安石与其子谭掞是同窗好友。
天圣七年（1027），杜子野兴办鹿冈书院，明道二年（1033），王益的祖母归西，十三岁的王安石随父老家守丧，因其好学，王安石从临川来到鹿冈书院求学，“笔妙生花”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期间，王安石写下了颇有见地的《策论》，培养了他持之以恒、苦读勤学的品质。
北宋有两位张铸，王安石之师张铸无传，这三位启蒙恩师对王安石学术的具体影响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在王安石年幼时期，三位师者的教育对王安石培养自信、勇敢、进取的优良品质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性和示范性。
庆历年间，王安石在鄞县任上，跟王开祖素有往来，如《答王景山书》中就体现出王安石对于王景山的欣赏之意，王安石谦逊的表达出自己不能与当下的贤人君子相比，但同时也提醒王景山江南的文人墨客很多，看问题不能狭隘。其文章中引用了《论语·公冶长》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王景山在《儒志编》中论述了关于性情问题，反对“性善情恶”论，这与王安石人性论思想大致契合。王景山提到“学者之言曰：‘性善也，情恶也。莫善于性，莫恶于情。’此贼夫情者之言，不知圣人之统也。夫情本于性则正，离于性则邪。”
王安石也提到：“性情一也。世人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观点也存在异同，但是都是基于一个学术背景而发。
王安石与僧侣交往，如虚白、常坦、怀琏等人都是王安石早期禅林交往的主要对象。在交往过程中王安石感受到了佛者的人格修养，他认为这是与儒家“仁”、”义”有异曲同工之意的，修身养性对于实现人生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
2.学术自觉
王安石生平著述甚丰，有多种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解释与论说，但多有散佚。例如《易解》二十卷，今佚。《易解》颇受学者推崇，但是王安石对于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文中所述“已为不知者所传”指的就是王安石的《易解》。
王安石少时先读《论语》，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刑昺的《论语正义》对王安石理解《论语》大有启发，因此，王安石著有《论语解》十卷，加上其子王雱所撰《论语口义》，其门徒陈用之撰《论语解》，绍圣后在学校和考场中流行。
箕子的《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他向周武王阐述治理国家的道理，在江宁守丧期间，王安石写下《洪范传》，一方面强调穷理以自治。另一方面强调举事以治人，仁学思想的侧重点从宋初“外王”层面到“内圣”与“外王”绾合，王安石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
《洪范传》不同于章句训诂之学，它彻底否定了儒学中存在的神秘荒诞的天人合一学说，将“天”的作用限制于自然界的四时更替和万物资始的范围内，其中提到：“通天下之志在穷理。同天下之德在尽性。穷理矣，故知所谓咎而弗受，知所谓德而锡之福。
尽性矣，故能不虐茕独以为仁，不畏高明以为义。”王安石借此发挥其本人的哲学思想和仁学思想，在儒家圣人之言基础上做出判断，打破传统儒学的束缚，为仁学思想的发展开辟新的途径。综上所述，虽然王安石有的著述已失传，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他对儒家经典的重视。
王安石以孔子为楷模，在《答王该秘校书》中王安石就提到：“某不思其力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学，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焉而已。”王安石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言行举止皆以孔子所教为典范。
在任淮南判官时，王安石与王逢原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他鼓励王逢原无须汲汲于仕途，只要认真修养自己的道德情操，坦然面对社会抉择，终会步入圣域。在道德修养层面王安石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无论是为官还是为人，都应该保持一份初心，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谨慎的对待进退。
孟子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产生影响极大，王安石摒弃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探索和发展儒学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解读。“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在这首怀古诗中，王安石把孟子的遗著当作精神支柱，把孟子的品格视为楷模。这其中也表现出王安石存在一种“只有我知古人心”的孤独感，而且体现出一种高傲的心境和对寂寞的执着。
王安石素喜《孟子》，并且作有《孟子解》，其子王雱和门人都参与其中。王安石理解孟子所推行的政治主张，其实也暗示了王安石要继承孟子的事业，推行其仁政主张，发展其仁学思想。王安石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他简朴、苦学、不好声色。
他服膺于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并且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王安石所作《淮南杂说》就深受《孟子》的影响，其中就涉及性、命等问题。这部书稿虽然未能留存，但是天下推尊，堪比《孟子》。
三、总结
王安石认为，君子和众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君子的自信和勇敢，能把握住“圣人之道”，不枉循于衰败的现实情况。拥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志存高远的君子，可以辅佐君主，改变衰落的现实社会，在现实中实现儒家济世的理想。
王安石试图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寻找一种平衡和突破口，改变世俗，达到理想中的仁政，同时也在警醒自己不要流于世俗，要在众口交攻中坚持自己的仁学思想。王安石认为士人不仅应该遵循原则，更要侧重仁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王安石仁学思想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影响深远，对当今塑造新仁学，明确人生目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修身立德的人生境界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