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史漫谈
图：来自网络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太宗李世民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可谓男儿建功立业的榜样。但就在这一榜单正式确立的短短三年内，其中三位就迅速跌下了神坛：侯君集、张亮被杀，萧瑀被解除爵位、发配到地方当刺史。少为人知的是，其中两人的失势，都与佛教有关。
李世民的铁杆张亮为何草率被杀？
公元646年，凌烟阁功臣录中排名第十六位的张亮被人实名制举报，罪名是收了500个干儿子，并且向江湖术士咨询天命。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有了谋反的嫌疑。
在相关部门审查后，虽然有大臣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至死"，但李世民还是坚持将这位功臣处斩。
张亮是谁？在24位功勋中，虽然他的存在感最弱（没有之一），但绝对是李世民的铁杆心腹。在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私下安排他去洛阳结交关东豪杰，以备不时之需。其后此事被李元吉告发，张亮被抓进大牢后，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一言不发。官府没有证据，再加上秦王府的压力，只好将他无罪释放。
所以，对于这样的死忠，光凭几句片面之词就认为他会谋反，显然过于草率。果然，过了不到一年，李世民就后悔莫及，并将当初坚持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的李道裕升职。
那么，李世民当时为何轻易动摇了对张亮的信任？自然有对造反者的警惕，但也应有其他原因。史书中接下来的记录，验证了这一推测。
潜在诱因-由于信佛而失去李世民的信任
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在讲到宋公萧瑀被贬时，提到了当时已被杀半年的张亮：
上尝谓张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
你既然这么信佛，为何不出家？还占着官位干嘛！
对于平日与大臣们相处彬彬有礼的李世民来说，这种言辞显然非常不客气了。
当时，同样信佛的萧瑀也在场。听到这话，他以为皇帝是在含沙射影，于是就提出自己要出家。没想到李世民爽快的答应了："我知道你性情高雅，就不耽误你的好事了。"
萧瑀有些慌神，寻思着：我只是客气客气，您哪能当真呢？尴尬片刻之后，他又向皇帝汇报："臣刚才想了一会，还是不能出家。"君前无戏言，萧瑀当着一众大臣颠三倒四，李世民被气的牙痒痒。
那么，萧瑀可是在凌烟阁榜单里位列第九的功勋，李世民为啥这么轻易放他走人？
这位大佬平日里毛病实在太多了：对房玄龄等人的地位不满，经常抱怨；时常声称脚疼不上朝，或者上了朝待在外面不进见（当然了，可能也有他是李渊亲信的原因）。而坚持信佛这事，更是给了李世民口实。
十月，他下诏痛斥萧瑀，用了大量篇幅列数他信佛的"罪状"：
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李世民的大意是说：佛教倡导的是虚无缥缈之事，而且浪费钱财人力，南朝梁武帝萧衍就是因此而亡国，所以自己对其非常抗拒。其后，他更是数落萧瑀因私废公、正邪不分，将他解除爵位、下放到商州当刺史。
李世民之所以拿两位功臣开刀，是要杀一儆百，告诉朝野内外一个教训：信佛没啥好果子吃。其实他的父亲唐高祖李渊，在这方面也持同样的态度，早在公元626年，他就下令大量遣送僧侣还俗，同时对全国的寺庙数量进行了严格规定：
京师留寺三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
"南朝四百八十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在中原兴盛了几百年，上至皇室贵胄，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对此孜孜不倦。为何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当然不是由于个人爱好，而是出自治国层面的多方位考量。
直接的原因—太穷
在农耕时代，最首要的社会生产资源，当然是人口；而对人口最具摧毁力的，首先是战争，其次是自然灾害，二者合称天灾人祸。而唐朝初年，这两大人口杀手全让李渊父子给碰上了。
隋朝由于无节制的对外战争与庞大工程而亡，其后的军阀混战，更是使人口锐减。据新唐书记载，在贞观初年，"户不及三百万"；而在20年前，这一数字八百九十万。
所以，李家父子起兵之后，就一直穷的叮当响。在西进长安时，为了笼络人心，没钱的李渊想了个损招：大量封官，巅峰时期平均每天签下一千多人。当然，这些官是没有俸禄的，甚至还得向李家捐钱。大唐建立后，情况依旧没有好转，朝廷为了给李渊的歌舞伎凑齐行头，曾经向民间借了500套裙襦……
此外天公也不作美，唐朝初年，旱灾与蝗灾频频爆发，李渊父子不得不多次免除赋税；在兼并各个割据势力后，他们也常以减免税收来收买人心、稳定局势；这样下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加窘迫。
那么，这跟信不信佛有啥关系？
关系大了！上文中李世民提到："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反而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供养；无节制的宗教建筑修建，更是消耗了无尽的劳动力；此外，由于出家人不用缴税、服兵役，许多百姓混入空门。总而言之，佛教势力越大，国家及社会负担就越重。
出于上述考虑，在百废待兴之际，李渊与李世民多次清理宗教队伍，除了那些真正的有德行的僧侣，大量混日子的假出家人被赶回家里种田、当兵。同时，为了防止情况反复，李世民屡屡对不好的苗头进行打压，张亮和萧瑀，正好撞在枪口上了。
唐朝政府积极执政风格的现实需求
我们都知道，在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后，作为再度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唐朝以武立国，尚武之风比强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太宗在位期间，几乎年年对外主动作战，突厥、吐谷浑、吐蕃、薛延陀、高句丽、西域高昌国等等都成了打击对象；他的儿子-看似懦弱的李治在位时，也延续了这一作风，多次与吐蕃、突厥、契丹、铁勒以及高句丽甚至日本等国交手。
唐王朝这一国策的主要出发点，当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穷兵黩武，而是为了持续削弱游牧民族的潜在威胁，尽量扩大中原王朝的战略生存空间，避免异族入主中原的局面再度出现。
而在当时完善的府兵制下，民就是兵、兵也是民，要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客观上需要政府加强民间思维的引导，鼓励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但佛教思想，客观上与这一蓬勃向上基调格格不入。虽然有很多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但佛家总体上过于消极，宿命、无欲、舍身、行善、与世无争等主张，不利于唐王朝从上至下战略思想的统一。毕竟，如果相信神佛、抱着仁慈之心的将士上了战场，战斗力必定大打折扣。
最关键的原因：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
承接几百年的分裂以及短命的隋王朝，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李唐，必须首先统一思想认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结合商鞅变法的上百年实践以及李斯等人的理论，正式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巨大创举，奠定了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的基础模型。
西汉建立后，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却在客观上使中央集权制度遭受了挑战。为了消灭隐患，汉景帝、汉武帝采取了削藩、推恩令等措施，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际上是外儒内法），确立了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武器。两汉前后持续四百年，这一制度功不可没。
但在西晋时期，司马氏为了稳固"家天下"，再度实行分封制，这一开倒车的行为导致了八王之乱，最终将中原引向彻底崩溃。其后的数百年间，频繁的政权更迭，中央集权制度不复存在；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下，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在这一思想真空环境下获得长足发展的，除了家族优先的门阀制度，还有早已从西域传入的佛教。面对连绵不断战乱与剥削带来的痛苦，底层的老百姓迫切需要精神的庇护所，在两汉时期没有市场的佛家思想恰好满足了这一现实需要。对此局面，统治阶层也乐见其成。所以在南北朝期间，佛教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佛教的出世主义，天生与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相悖，与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体系产生了现实矛盾。因此，即使在南北朝期间，那些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少数民族帝王也会打压佛教，比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他们虽出自鲜卑族，但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思想体系、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考虑，这二位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除佛运动。
而唐朝承接短暂的隋王朝，吸取过去数百年社会撕裂与动乱的教训，迫切需要恢复并强化中央集权制度。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在思想体系上统一认识，重拾孔孟之道。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对朝臣说：
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将儒家思想视为自己的生命线，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要想在民间推行孔孟之道，必须首先在统治阶层树立正面的榜样。这就不难想象，张亮、萧瑀这两位凌烟阁功臣坚持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会让李世民多么愤怒与失望。
如果说科举制是为了在制度上抗衡南北朝以来日益强势的门阀体系，那么抑佛崇儒，则是在思想上重新凝聚丢失数百年的中央王朝向心力。
其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的完善，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制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社会思想文化上也展现出包容并蓄的开放姿态，佛、道等宗教逐渐迎来了新的发展黄金期。
后记：《西游记》中，唐僧的御弟身份哪里来？
从史实来看，李世民把唐僧封为御弟的情节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这一说法确实也有出处。在玄奘西行经过西域的佛教国家高昌时，高昌王麹文泰与其义结金兰，并提供了慷慨的资助，玄奘也答应取经返回时投桃报李。
然而世事无常。在公元640年，由于高昌阻挠西域国家向唐王朝进贡，侯君集率唐军奔袭数千里，一举将其灭国，并在原址上建立了大名鼎鼎的安西都护府。至于麹文泰，则在唐军兵临城下前就因忧病交加而死，他与结拜兄弟相聚的愿望随之成为了泡影。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
